6.二奶们大都来自贫寒农村

　　如果说，在31岁那年，阿金在经历了婚姻的破裂与打工的艰难之后，是因为不知情才被人包养，造成失足之恨的话，那么，她的胞妹阿银则是盲目地跟着感觉走，明知是二奶泥塘也要一头栽进去。如果说，姐姐的二奶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委屈、求乞和辛酸的话，那么，奇怪的是妹妹的路途表面看起来似乎要平顺一些，仿佛也多了一层幸福。

　　阿银，1974年生，今年27岁。皮肤白皙得让人看得见微细的浅蓝色血管，仅仅微微一笑面庞也会瞬间绯红。1月26日，正月初四下午，我拉着囡囡的手，和阿金一起去探望她时，她刚刚送走钢琴老师回来。看见我跟她姐姐很熟，也把我当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坐坐。她家客厅不大，一架德国公主牌立式钢琴赫然而立，深褐色的琴面纤尘不染。墙角悬一把古典吉他。电视柜旁有一组半人高的音箱和一个中型功放机，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这是谁的？”我下巴颏指向吉他问。阿金抢着说：“是阿银老公的。”“是啊，他最喜欢音乐呀！他逼我去学钢琴时就说过，将来我们都失业了，你弹钢琴，我弹吉他，肯定饿不死的。”阿银的笑容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钢琴学了多久了？”我好奇，觉得这个家还是蛮有情调的嘛。她想了想说：“一年多吧，拜尔差不多完了，599弹到十几课。”“弹一只曲子吧！囡囡一直在家吵着要听呢！”阿金将女儿抱到沙发上，母女俩端坐着，像在等待一场音乐会。“新年新曲，来，弹一支吧！”我轻轻地拍掌。

　　阿银的脸突然红起来，她说：“弹一曲《少女的祈祷》吧！我刚学的曲子，我很喜欢。”她在琴凳上坐好，打开琴盖，先试着按下一串清亮而迷人的音符。渐渐地，这个狭小而充满市井之气的村庄遽然远去，在午夜山风、竹音和薄雾的引领下，一位穿着古典英式长裙的少女迎风而立，双手合十，面对月空、大地和冥冥中主宰命运的神灵，默默地祈祷——祈祷她的未来之路，期待她的命运出现奇迹。“啪，啪，”一曲刚落，囡囡带头鼓起掌来。我和阿金也鼓掌，阿银脸上更红了。她放下琴盖说：“老师说，我最近半年的进步很快，我想去考级。可能几年之后，说不定我也能教琴呢？”“教琴？能养活自己吗？”阿金疑惑地问。我笑着说：“教琴肯定能。现在的钢琴老师多俏啊，一节课就收100元。”“你知道李云迪的老师但昭义吗？我本来想找人请他教课，但是太贵了，听说要500元一节课哩！”“李云迪是谁？”阿金张开茫然的眼睛。“姐啦，拜托啦，你什么都不知道！”阿银无奈地笑着。这一年，钢琴王子李云迪还远没有出名。

　　两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正月初八，我约阿银去村内一家西餐厅聊天。阿银是个很合适的谈话对象，素质较高，和村内其他二奶不太一样。当我迂回曲折地把话题扯到村内的二奶现状时，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社会上二奶现象的产生，我觉得社会要负一定责任。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什么一些异端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我不是被男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重病。这一点，社会上的人们注意到没有？吃饱了喝足了的人们只会唾弃我们，但是，如何来改善我们这批人的生活，在我们奉献聪明才智时，也能衣食无忧呢？还有，为什么光指责二奶，就不讨伐、制裁男人呢？要不然，只要有男人包，二奶现象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

　　你分析过没有？在这个村里，二奶们有不少的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起码有兄弟姐妹超过4个以上。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婚恋悲剧。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文化。外出打工经历相同：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你去书摊上看一看，几乎每本地摊杂志上都有写“二奶”的东西。我敢说，那些作家、记者们都是瞎编的，写的二奶不是风流就是可怜可嫌，谁也没来实地考察，找个把人聊聊，认真地分析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人包二奶？为什么又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做二奶？我这样强调社会的责任，不是表示做二奶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的出路。但至少从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看，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升官发财，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五岁造名册，就有了国家工资，就是国家干部。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包养？你可能也听我姐姐说了，我们家很穷的，我姐姐14岁时帮人带孩子，一个月赚20元，我也从12岁开始帮人带孩子，和姐姐一同赚钱养家。我来深圳打工，认识的那些男人，嘴上说想找我做女朋友，但一个个都像狼一样，狠不得扑上身来，和我干那个。我很难接受，觉得好多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的事，都在我身上发生了。我姐是1991年来深圳的，我晚她4年，1995年出来打工。当时广东新会市招工，我进了新会市一家私人制衣厂，是个黑店，每天只给我们20多元工钱，没日没夜地干了一个月，人累得快断气了！偷偷写了信给姐姐。当姐姐从深圳赶来救我时，我一看到她，就哭了。那时，姐姐也很艰难，她患妇科病刚刚出院。离开新会，我和姐姐住在一起，白天出门拼命找工作。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酒楼的招工启事，按照地址找到宝安的福涌镇上。老板是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仔，他带着我穿大街走小巷，走了很远。我一路上在嘀咕，酒楼那么远吗？他将摩托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口，告诉我，这家商店也是他的，要我进去帮他收拾一下。你要在人家手里讨碗饭吃，人家要你帮忙你能不去吗？我随他走进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食杂店，他突然转身紧紧抱住我。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坏了，用脚死死地踩住他的脚，刚刚挣脱开，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剪刀，他敢靠拢我，要过来，我肯定要戳过去的。四川妹子这么刚烈的性格，他吓坏了，不得不跑出门去。这以后，我又去下沙一家工厂打工。工厂的主管动不动就趁我拿料时，摸一摸我的脸和胸，一开始，我还忍着，心想他摸了几次也就算了，谁知道，他见我不反抗，更加肆无忌惮。我受不了这种污辱，一把将他推开，当众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天哪，他是老板的亲戚啊！维护尊严的代价是我再一次滚蛋。我觉得，男人对我，都是有企图的。我不知道，现在男人怎么变得这样贼心贼胆贱骨头啊！

　　1996年下半年，我不想再去那些烂地方打工，就在一间设在皇岗口岸附近的发廊当洗头妹。在发廊里，我觉得，很少有男人的目光像剥光我衣服那样停留在我身上，因为发廊里漂亮小姐太多了，她们一个个巴不得男人的眼光停在她们身上。她们一招一式总想勾引那些来洗头的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港客。当然，也有许多男人给我留电话，约我喝茶，我从未出去过。每次收到他们的名片，我随即塞到包里去。我是不想卖肉的。1996年腊月二十九上午，我打辆摩托车准备赶到发廊上晚班。为了在年前多赚几个钱，我没打算回家过春节。不料，摩托车仔不小心，和一辆的士撞了车，我头被撞破了，流了一地的血，被路人送到红会医院。下午我醒过来时，头上给缝了十多针。医院说要我交1000元费用。我吓死了。姐姐在年前赶回四川过年去了，我找谁要钱呢？举目无亲，谁会来救我？我翻出包里的港人名片，给他们电话，打了一大通电话，只有一个港佬来给我交钱。他已经51岁了，虽然是个货柜车司机，但穿戴时髦，整齐干净，与大部分司机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个文化人。他帮我办理好了一切出院手续，然后，打了一辆的士，送我回到和姐姐租住的房子里。临走的时候，他略一停顿，将一叠人民币塞在我的手里，还叮嘱我定时去医院检查。等他走了，我数了数，他给了我1000元钱！那一年除夕，孤零零的一个人，捧着他的钱，想起他对我的好处，心中除了感激，还是感激。好人哪！什么时候再能看见他，我一定好好地对他说声：多谢！

　　阿银再次遇见那个救助她的香港佬时，已经是那年的元宵节之后。那天，有个发廊妹在西餐厅请阿银吃饭，当她走进大堂时，只觉得眼睛一亮：原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的那颗生命中的星辰，此刻，正和一大帮子人也在西餐厅吃饭。直到这时，她才晓得他叫阿原。萍水相逢，偶然间阿原看见她也很高兴，客气地请她坐一块吃点东西。当阿原和朋友临走前，还特意绕到她的餐桌旁告诉她，他们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希望她饭后也去坐坐，大家聊一聊。在那里，阿原请她喝咖啡，还让店家播放了一首麦当娜的《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阿银第一次听到这首好听的英文歌，心情有些荡漾，偷偷地瞥了他一眼，阿原竟然有点害羞。其实，阿银的脸红得更加厉害。两人聊到下午2时30分，阿银不得不去发廊上班。凌晨2时后，阿原来接阿银下班，两人去罗湖区海鲜街吃海鲜。她胃口好，心情更好，一直吃到4点钟，阿原又一次掏出1000元给阿银。阿银坚辞不受，阿原说：“记得看医生哦！年轻轻的女仔，要懂得保养自己。”

　　出门一年多，除了姐姐之外，第一次有人这么关心自己，阿银当时眼眶就红了。说起自己的生活，阿银很满足：“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现在租住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1400元，水电费300多元。他每个月一般给我5000至6000元。他是那种直率的人，有什么就说，从不吞吞吐吐。多收了钱，就多给我，少收就少给。有时，他没钱给，还从我这里拿钱用嘞！“我跟他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他一直劝我学点什么东西。最早时，他买过一部电子琴给我，要100元一堂课，我嫌贵不愿去，结果他以为我不愿意学电子琴，就自作主张又买了一台钢琴给我，我一直觉得太贵了。但是，钢琴买回来了，花那么大的价钱，我不认真学行吗？“他打算给我买台电脑，让我学习打字，上网。他是个负责的男人，总想替我规划好未来。他在那边是有妻儿的，他越替我规划未来，我越想到他可能会走，为了走得放心才这样安排我的后半生。未来究竟怎么样？谁又能知道呢？“假如有一天，他像我姐姐的老公那样消失了，我是绝对不会去找他的。我和他在一起，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有句话叫不期望天长地久，但愿一朝拥有吗？这段日子，我是幸福的，我永远感激他。他要走的话，肯定有自己的苦衷，而我会继续我的生活。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不想开一点，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