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且作疗救中的参考例证

　　对包二奶之类的重婚现象，一个健全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就在我入住“二奶”村之后，2001年4月28日，备受关注的婚姻法修正草案，获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通过，正在实施中。我们期待，通过法律手段遏制“包二奶”问题。当然，光有法律还是不够的，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卧底××村的日子里，见证了底层二奶们的众生相。可以说，这是我新闻采访14年以来所报道的最庞大和最能危及千家万户“堡垒”的群体。她们为了寻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作出了另类努力，这份努力我总觉得有一种自虐式的悲剧意味。

　　作为一名记者，一位职业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触动。我隐居村中，关闭手机。我害怕接报社打来的电话时稍有闪失就可能暴露自己引来她们的公愤。为了和二奶们沟通，融入她们的生活，我和她们聊天，打牌，赌马，蹦迪，甚至陪同她们作妇科检查。也许是我过分殷勤吧？一些二奶们开始猜测我的身份。3月1日，深夜11时30分，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要陪一个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并将阿春的手机号码告诉父亲。我不是故弄玄虚，心中多少有些莫名的害怕。我顿了顿，又说：“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电话，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查找我的下落。”然后，我挂断了电话，不容他们多问。那个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惊无险。母亲和父亲一直提心吊胆地熬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父母亲打我的手机，前后打了5个小时，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机也处在关机状态。焦虑的母亲催着父亲去寻人，或者是去公安局报案。下午3时左右，我给家中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就在我快要结束“卧底”采访时，在阿春家的麻将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满疑虑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反问她们：“你们认为我是干什么的？”她们叽叽喳喳地几乎跳了起来，因为混熟了，也就直说，有的说你是人贩子，是老鸨，是调查公司的。我等她们说完，才反击道：“有没有搞错？拿我这个大龄女子来玩，我只想从你们这儿了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过香港去。”说得合情合理，她们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离开二奶村四五天后，阿春打通了我的手机，开口就说她希望和一位记者交朋友。原来，阿春一家看了3月16日夜间中央电视一台的“读书时间”栏目的访谈。屏幕上，我正在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讲述我陪伴艾滋病人小路走完生命最后一程的种种艰辛。阿春哥哥突然惊叫起来：“那不是阿敏嘛？肯定是她，她……竟然是个记者？”

　　两年后，当我坐在电脑桌前重新整理审读这组卧底采访，60多个在村中游逛的日子又在眼前重现、舒展，一如在茶缸的沸水中翻飞而舞蹈的茶叶，泛着淡淡的茶香。离开的那一天，我只带走了拿过去的书，花了150元买的廉价席梦思床、50元的床头柜、和棉被都留在那里，还有前人留给我的那两串风铃……两年来，值得庆幸的是，我与阿金和她妹妹阿银、阿春、阿灿等人竟然成为朋友，她们有什么喜事和难处，村里来了什么新二奶，都愿意讲给我听。只有我知道，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我想说的是，我的初衷绝非为了猎奇，更不是单纯的“挖掘隐私”或者“暴露阴暗”，我只想尽力撩开面纱，让人们对“二奶”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态，有一个较真实的全面了解。如果能充当社会疗救“二奶”时的参考，当作剖析中的例证，在我来说，那60个日日夜夜耗去的心血就有了足够的补偿。高尔基认为：“旧事物只是表层在腐烂，而它的根须却在土内埋得很深，并且在不断地萌发着新芽。这些新芽只是在那些生活步伐迅速，生活的矛盾冲突激化的地方才能枯萎。”然而，当我们致富的“步伐迅速“之时，却是陈腐出新芽之际，我们还不应当警觉而且加以疗救吗？

　　涂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