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到邓小平

　　■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在1997年2月24日上午由301医院开上长安街时，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我们至今仍很难描述周恩来的去世所带来的全国性悲痛，更无法辨别成千上万拥挤在长安街两旁、在寒风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在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流满面。

　　尽管在此之前的7年里邓小平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去世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香港回归，他也没有看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更进一步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邓小平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出混乱、贫穷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告别

　　当邓小平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等人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是由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组成的；当他在1978年再次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改革开放，他有足够的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驾马车。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邓小平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邓小平却还原了这些词汇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的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在很多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莱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莱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辞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邓小平的悼念在2月25日达到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江泽民在演讲中几次因激动而啜泣。大约有3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不同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大街上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在那一周里，几乎中国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了新华社长达5000字的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蕴涵的隐喻——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因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归属的是“致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这一漫长的传统，这种追逐贯穿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邓小平前面的是孙中山和毛泽东。

　　正如大多数历史学家宣称的，惟有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在试图定义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的去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病逝时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