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点

　　“伟大的转折时刻”出现在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里， 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建成于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建立新中国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动乱——他们同意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

　　“开放”往往要比“改革”更早发生。1978年12月19日，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天，总部在美国西雅图的波音公司宣布中国将订购3架波音747飞机；也是在这一天，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宣布，已与中国达成协议在上海设立瓶装厂，向这个将近10亿人的市场销售它的碳酸饮料。一个多月后的1月29日，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访美国，刚刚在几周前被《时代》评选为年度人物的他戴上了牛仔帽。23天前的1月5日，时任安徽省第一书记的万里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理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邓小平就已直言不讳地攻击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应该更为清晰地表达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说天安门上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毛泽东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就在说出这番话的三个月前，邓小平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刘少奇的平反。在文革中，刘少奇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平反”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了毛泽东的决定。邓小平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会犯错误。

　　也是在这一年里，“四人帮”被宣判，华国锋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分别由胡耀邦与邓小平接替。

　　要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与毛泽东恣意汪洋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邓小平基本很少引用马克思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政治改革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邓小平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邓小平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的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同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对于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文革中树立起来的咄咄逼人、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的军队改革，则试图使军队现代化；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经历了一个变幻无常的时代之后，邓小平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影响因素。

　　1984年

　　1984年是邓小平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49年之于毛泽东，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茫然的氛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似乎从未生产过足够的粮食，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邓小平在1983年初视察江苏、浙江与上海等地时发现，“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乐观情绪鼓舞着整个社会，在通过“伤痕文学”尽情发泄对于往日的不满与失望之后，开放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也让人们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裸体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举办了时装表演；1984年，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上了线条流畅的裙子……国家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一些集体性的事件也正在使得这个被漫长的战争与内乱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获得想象力，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了世界冠军，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因苏联的抵制，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对于这个国家和邓小平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10月1日迎来了高潮。那一天，80岁的邓小平横穿天安门广场，耳边回荡的是上百万人此起彼伏的呼喊——“首长辛苦了”。这一次的大阅兵让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大为震惊，他后来颇富情感地回忆说：“作为国防军的一名年轻士兵以及30年后作为国防部长，我学会了不那么重视阅兵式。但在天安门广场上沿长安街那场壮观的表演确实是压倒一切的。谁要是在电视中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开幕式，他就可以设想一下，把洛杉矶体育场上的演员人数用100再乘出一个数就是所看到的情况：五彩缤纷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绛红色的气球和成千上万只小气球悬在广场上空，还有50万人身着艳服围成大圈跟着乐曲跳舞。”而在阅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欢快的游行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在天安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邓小平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在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小平，你好”四个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了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举动，更有力的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邓小平一生中又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共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以后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的几代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中国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邓小平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着并惊人的直率。一个过于戏剧化并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仍沉浸在从马岛战争中取胜所带来的喜悦当中的撒切尔夫人，在邓小平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倒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对于一位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中日必须将两国家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的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逐渐取代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

　　邓小平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