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

　　是什么迫使蒋介石最终丢失了中国？在第五次“围剿”后，红军变得困难重重，经过那场史诗般的长征之后，他们在中国的西北维持着生命力。蒋介石的军事努力似乎正显示初步的成效，自1928年，蒋介石就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他还从美国与意大利购买飞机。同时，蒋通过各种形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包括成立蓝衣社、ＣＣ派这样的特务组织来监控下属与潜在的对手。而1936年的6月与9月，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叛变，这意味着自1928年以来断断续续的局部战争告一段落。蒋的政府虽然腐败也不够有效，却也勉强地运转着，他生性多疑，却对技术官僚仍抱有某种尊重，拒绝加入党派的精英人物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翁文灏都构成了政府中的一部分。而尽管存在质疑，经济学家们还是普遍将1927年—1937年视作中国资产阶级快速成长的年代，在1912年—1937年，中国经济在乱世中保持了顽强的9．2％的增长。而1936年，中国农村则迎来了20年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这暂时性的掩盖了严重的农村问题，“农村破产”是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毛泽东从农民的不满中看到革命的力量，而蒋则感到强烈的不稳定感。

　　1945年8月15日到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的溃败速度如他获得荣耀的程度一样令人费解。一种最被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蒋领导的政权已完全腐烂，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即使一些来自异域的旁观者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费正清在40年代初也在重庆，他形容这座陪都“就像一个个的破盒子堆成的垃圾堆”，他像当时尚未成为主流的一小群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埃德加·斯诺将外观比重庆更糟糕、由窑洞组成的延安描绘成一个富有革命朝气与令人尊敬的城市，当然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昂然的革命精神，共产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在1943年8月的日记中，费正清写到：“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在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45年8月28日再次相见时，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信心。这也是一次他们内心深处谁也不相信的会晤。

　　两位领导人在外观上的不和谐感正像中国面临的深刻分裂一样。多年以来，蒋介石就以整洁、严肃著称，他的制服笔挺合身，上面配满了勋章，冠冕堂皇的打扮似乎总怕别人忘记他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而《大公报》则如是报道毛泽东来重庆时的外表：“灰色草帽，灰蓝色的中山服，蓄发，似乎与惯常见的肖像相似，衣服宽大得很。”

　　但是，很多当时的旁观者却认为在为期5周的会谈中，长沙农民领袖毛泽东比“大资产阶级代表”蒋委员长更从容。

　　钟情孤独思考更甚于社交活动的毛泽东除了参与会谈，还穿梭于各种酒会与招待会之间，会见各界人士与外交官，他还偷闲写了一首格局开阔、雄心勃勃的《沁园春·雪》，毛向更多的中国人呈现他知识分子而非起义领袖的一面。在最终达成、必将被破坏的和平协议上，毛泽东的签字一挥而就，而蒋的签名就像他的名字与姿态一样中规中矩，拘谨不已。即使有美国方面的保证，重庆和谈仍充满了鸿门宴的味道，项庄舞剑使刘邦虚惊一场，而毛泽东的一个助手则在汽车爆炸中死去。

　　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敌人的失败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1946年，毛泽东的最杰出指挥员之一的彭德怀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我们的确不可能打赢。”然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速度超越了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想象。虽然蒋介石也不失为具有独特能力的人物，但不幸地是，他遭遇了一位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

　　失败

　　蒋的失败并非偶然，1945年和谈上的自信与一年后还都南京的盛大庆典都掩饰不住真实现状的脆弱。在1943年2月的笔记上，在成都旅行的费正清写道：“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农民和乡绅都是旧中国的产物，新中国只不过是薄薄的一层，由极少数维持着现代社会运转的人组成。”费正清发现，中国现代化的一面相当脆弱，不但现代工业脆弱，更缺乏现代国家所必备的行政机构。他说四川省省长尽管地位显赫，却不比上伊阿华州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他没有像样的秘书处，也缺乏任何信息流通与监督机制，总之他的管理全部依靠个人的力量。

　　将近40年后，一生颠沛流离的黄仁宇呼应了费正清的观察。他用后半生来思考国民党为何失败。他不否认蒋介石与国民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但他把个人的失败归咎于更大的一股历史潮流。他承认蒋本人并非能力非凡，更非如国民党宣传机关所颂扬的“伟大名将”形象，他甚至缺乏基本的个人魅力。在1939年，年轻的黄仁宇第一次见到并聆听了委员长的演讲，但结果却让19岁充满幻想的黄仁宇极其失望，被标榜为“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象力”的蒋介石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像一个教练班长一样迷恋于细节，黄仁宇后来说：“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在黄看来，蒋介石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因为他从未完全掌控全局。

　　费正清说中华民国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而在黄仁宇眼中，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现代装备连同蒋介石设立的现代政府一样，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是如此遥远，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外来干涉力量对抗中国社会”。不过，对于更广大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当时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共产党，但对国民党政府的阴暗面却看得一清二楚。1947年，储安平在当时颇受欢迎的政论杂志《观察》上，提及了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支持者：“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交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

　　1936年那个给人以信心的国民政府到了1948年已令人唾弃。抗战胜利所授予的合法性持续不了多久，即使在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就发明了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8年的战争几乎拖垮了国民党政府，仅以经济为例，官方货币法币至少贬值了2000倍。蒋介石根本没有把握住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他以为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国际援助与武器装备，他就可能获得成功。

　　没人比陈布雷的个人结局更能映衬出南京政权的迅速衰变过程。自1927年以来，陈布雷开始追随蒋介石，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其最得力的首席秘书、幕僚长，报人出身的陈布雷为蒋起草了大部分讲演稿，与陶希圣并称为国民党最重要的文宣大将，有“文胆”之称。但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最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这位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士人风范的人士写到：“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但谁都清楚，陈是在深切的绝望之中离去的。像他那一代渴望将中国推入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无法面对他追随了多年的理想的毁灭，这既来自于国民党政权本身，战场上节节溃败和刚刚实行的金融改革的失败，更源于蒋介石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一意孤行，陈布雷最终发现他无法再与蒋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他的意见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与此同时，这位老国民党还要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他的一个女儿加入了共产党，而一个儿子也带有强烈的共产党倾向，并最终于1952年加入。现实与理想间的强烈反差将他引向的深刻的自我怀疑，

　　像很多过渡时期的政治领袖一样，在面临旧思想崩溃，而新思想尚未形成的转型期，蒋介石从被打倒的旧传统和外来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在黄仁宇的研究中，自1925年后，蒋介石开始阅读了《政治社会史》、《经济思想史》、《列宁丛书第五种》、《俄国革命史》与《革命心理》等。在其1926年的日记中，39岁的北伐军总司令写到：“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信仰亦为革命之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惟一之条件。”但他最终未能把握住众心，4亿5千万人需要土地，需要光明的未来，需要把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地盘上赶出去，孙中山这样想，蒋介石为之诱惑，但只有毛泽东知道怎样去实现它。

　　毛泽东

　　没人能描绘周恩来逝世时毛泽东的心情，而邓小平未能逃脱即将到来的厄运。但毛泽东的又一举动同样让另一位可能的接班人张春桥气愤不已——来自湖南、忠心耿耿却才干平庸的华国锋成为了国务院总理。当毛泽东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时，就在期待后者能够提出“两个凡是”这样的口号。

　　但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一些更为复杂的情感已在一些人中蔓延开，在过去20年中，一次接一次的运动与悲惨的生活现实，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风云激荡的“四五”运动之后，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受到影响。

　　他在1970年对斯诺所开的玩笑或许最贴近地概括了他的一生，77岁的毛泽东在送老朋友出门时说自己是“打伞的和尚——无法无天”。林彪用“四个伟大”来形容他，而西方研究者热衷于他给中国带来的文革灾难，中国人习惯听伟人身边的人讲述他和蔼可亲的轶事。在整个20世纪史上，他与斯大林、卡斯特罗、胡志明顺序出场，但显然，他更属于甘地、尼赫鲁的行列，他们共同缔造了第三世界，并试图将自己的国家推入现代化。

　　当丘吉尔、罗斯福这些人物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时，毛泽东导演了一场让世界看呆了戏剧。1968年纽约、东京、巴黎街头的年轻人反对自己的总统，却是那个东方老人的仰慕者……但在浪漫主义的外表之下，他的国家孤立、贫穷、混乱，却傲慢。

　　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最终传至旅居加拿大的张国焘耳中时，这个中共党史上最早的领导者与最著名的变节者的感慨意味深长：“我们的时代结束了。”但毛泽东的时代却远未结束。

　　1990年代初，中国随处可见的毛泽东的画像，除了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位伟人的缅怀外，更关键的是，人们需要用他来抵挡转型期的价值观混乱。对于毛泽东的解读方式是个多棱镜。公众、知识分子、军人、政府官员、农民、外界观察者，左派或是右派，他们都从各自角度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陈云就曾在70年代末感慨，倘若毛主席在1956年去世，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民的最伟大领袖……如果在1966年去世，他的光辉将受到一些磨损，但成就依旧斐然。

　　复出

　　1976年，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邓小平，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斗争中，他对他们充满敌意。“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在四年后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仍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邓小平在文革岁月》中这样写到。在她的另一段叙述中，我们得知邓小平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当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邓小平再次发挥了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但就在邓小平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归来，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排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

　　邓在1977年所做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四人帮”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

　　关于邓小平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明。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四五运动”的平反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共同营造了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在文革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天然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