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

　　对于邓的遗产，我们今天仍持有争议。没人会否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同样蕴涵种种缺陷。一位社会批评家说我们正在面临“现代化的陷阱”。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平衡的社会；腐败日益猖獗，并有可能形成制度性的；这个国家正在失去灵魂，变成赤裸裸的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对权力与金钱的崇拜，而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我们也很少见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这一盛况——知识分子如此彻底地撤离公共生活……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占据这个国家70％以上人口的农民，仍未能寻找到有效地参与这个国家进程的方式，这也是困扰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所有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过去常常被我们忽视的问题也正在妨碍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艾滋病、环境的可持续性与日益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正在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新障碍。我们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艾滋病人，这个人数可能在10年后超过1000万人；中国2／3以上的主要城市都有严重的缺水问题，被污染的空气、河流与森林已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观念的支配，男女的性别比例已达到116：100，人们或多或少会意识到，20年后当超过3000万的青年男子无法寻找到婚姻爱情时，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慌乱。

　　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邓小平可能是20世纪所有主要的政治领袖中争议最少的一位。比起过去150年的剧烈动荡，1979—1997年的中国历史像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它没有全国性的混乱与精神迷狂，中国故事的主题不再是对抗侵略、军阀混战、阶级斗争、暴力活动，而是经济发展、如何提高每个普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中国不仅摆脱了孙中山时代面临的全面性危机，甚至在外部世界也逐渐获得尊敬，西方世界多年以来谈论中国即将崩溃的习惯到了20世纪结束时，突然全部转变为“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再次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试图追随的楷模。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她解决了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问题，尽管台湾的情况没有她最初预料的那样乐观。

　　大历史

　　中国的故事依旧在继续，但她已变得日益复杂。在2001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社会学家们发现中国社会已至少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很显然，不管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依靠的农民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当孙中山去世时，是广播与报纸通报了这一消息，而当邓小平去世时，人们通过电视转播与互联网了解这一情况。当邓小平出生时，钢铁、石油、海军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标志，而现在人们谈论的是电子战争。与前几位政治领袖不同，邓小平最后20年身处的时代，或许面临更为根本的社会性变革——全世界正在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过程中，国家主义彻底失效了，它越来越不可能控制个人的生活。也因此，邓小平时代在20世纪最与众不同之处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心重新向社会一方倾斜，“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在此之前，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强调将国家置于一切个人之上，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进入社会每一个角落。

　　也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一种新的历史观逐渐引起了更多的注意力。黄仁宇称之为大历史，他相信只有将20世纪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内来看，才会理解中国出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悲剧性事件。那些剧烈的征战与内乱，都是在为中国向一个通过数字来管理的现代国家的演进做准备。如果黄先生对于数字管理的过分迷信有失偏颇，那么另一位政治学者的描述或许更为可信。于1999年去世的邹谠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读书，后来前往芝加哥大学留学并任教。他在1980年代曾写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许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起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2003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美国去世，她的姐姐宋庆龄早在1981年就已离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离去宣布了20世纪的正式终结，所有历经那些浩劫与惨痛、筑造那些光荣与梦想的巨人式的人物都已告别。“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大约在1917年，孙中山写下了这句话。历史学家发现，尽管潮流常会有变化，但贯穿一个世纪，一些基本的趋势仍很显著，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世界变得更加民主与自由了，经济增长是可以不断维持的。我们做到了一些，还有更多的没有做到。

　　对于历史，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忽略掉当时的情景，而一厢情愿地按照现在的角度来思考。对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而言，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凌空谈论他们的成就都是可笑的。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从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能归纳出无穷的结论，给他们的遗产簿上增加源源不断的页码。但不要忘记英国作家阿多斯·赫胥黎的警告：“不过一两代人的工夫，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就变成了正统僵化的说教。”这些伟大人物最重要的、永不枯竭的遗产就是，他们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时，都不畏惧传统的成见，愿意尝试新的道路，当他们开始行动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可能所知不多，但他们心中都被一些热忱的信念所鼓舞着，他们知道到达彼岸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们愿意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后代终有可能到达。他们当然也会、甚至经常犯错误，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