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无论如何，这30年的变化依旧惊人。皇帝已被赶出了紫禁城，滑稽的辫子消失了。在孙逝世前的几年中，大城市的年轻人最热衷谈论的名词是“时代”、“新时代”，“新文学”。它源于1917年发自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并因为“五四”学生运动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激进的北大教授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中不断表达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城市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段冗长的形容词颇具圣西门、傅立叶那一派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色彩，但也准确地表现了自晚清开始追求的社会变革。“百日维新”的失败，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将希望寄托于社会的觉醒，而非仅仅是上层变革。历史最终表明，现代中国的主要思想源头几乎全部来自于“新文化运动”，当时思潮的混乱与庞杂至今仍令人吃惊，在李大钊热衷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周作人推荐“人的文学”的同时，张竞生也在大谈裸体的艺术……

　　新文化造就了一代“新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相对富裕与活跃的大城市，社会风尚也正因为外来文化的不断侵袭而转变。在孙中山逝世那一年，上海最当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当时的《盛京时报》曾报道说，哈尔滨一名叫韩志成的房地产商患了“胡蝶病”，携家资万元南下以见一面；丰子恺在那一年还引入了“漫画”的概念；一些文化人准备筹建一本叫《良友》的画刊，有人说它比美国的《生活》还前卫，这本杂志在1926年出版了纪念中山先生的专号；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家除了鲁迅，还有写三角恋爱的张资平，但若论销量与影响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故事比新小说更受欢迎。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最终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人民依旧如此麻木，他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最终促成他写出了《阿Ｑ正传》这样的小说，而他的一批无限哀愁的随笔则记录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破败凋零。他还在这一年翻译完成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论，题目颇具象征意味——《苦闷的象征》。

　　在孙中山去世后两个月，爆发了“五卅事件”。它再次提醒，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是多么脆弱，它依旧缺乏基本的国际地位，尽管它号称了共和，却并未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敬。孙的失败表明，统一中国、重建一个有效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最终挽回自1840年起不断受到伤害的民族情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Ｎ．佩弗对此评价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孙中山的确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更暗示了一种更强大的新生命将取代这种暧昧而混乱的局面，他的最终遗言除了鼓舞其追随者与仰慕者在继续他的梦想的同时，也加紧了权力的争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世界范围内，1925年同样充满隐喻意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苏联政权的战争已明确无误地偏向前者，他时刻准备大规模地修正列宁的主张，农民出身、曾经热情地支持革命的诗人叶赛宁却自杀了——他觉得自己梦想的平均主义的农业公社破产了。2月21日，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同僚抱怨正在缔结的英法同盟，顺便攻击了6年前的《凡尔赛条约》，他相信迟早“德国会重新武装起来”。7天后，一个叫希特勒的德国青年改组了纳粹党，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前对着3000听众施展了他必将震惊世界的演讲术，并说：“作为人，我们反对犹太人；作为对象，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5个月后，他出版了《我的奋斗》，没有什么德国评论家注意到它。

　　除了政治冲突外，富裕国家已朝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迈进，美国人克拉伦斯·伯宰利发明了电冰箱，加州开设了第一家汽车旅馆，就在中国城市中充斥着令伯特兰·罗素好奇的人力车时，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汽车正缓慢但肯定是不可更改地进入世界各国的生活”。

　　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50年零24天，国民党的第二代领导人蒋介石在台湾的士林官邸去世。这是1975年4月5日的夜晚，在传统的中国清明节结束前几分钟。尽管已接受了两针强心剂，他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历史记载显示，此刻，从台北到高雄，整个台湾岛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中充斥着皇帝及其后代编制的真实“历史神话”，大人物的出生与死亡都会伴随着不同的“天有异象”，而美国外交官Ｊａｙ Ｔａｙｌｏｒ后来回忆说，即使是得到哈佛大学学位的官员也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蒋介石最终未能完成“光复大陆”的心愿，他郁郁不乐地在这一面积仅为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上生活了25年，死在了第五届中华民国总统的任上。

　　已在牢中度过了5年的著名知识分子与异议分子李敖在4月6日的清晨得知消息后，他用暗号歌告诉难友：“老王八蛋死了。”在多年后出版的《北京法源寺》中，李敖把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康有为之于慈禧太后——良知分子在暴君的阴影下生活了半生，他们相互斗争，共同衰老。

　　终年88岁的蒋介石的遗体并未被置于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像国父孙中山一样以供后人瞻仰，而是被安放于远离台北的山间的一口石棺内。正如人们猜测的，蒋介石坚持回到大陆后再安葬。

　　蒋介石具有令人难以参透的性格，他的失败与成功一样显赫。当占据东北的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拥护国民革命军时，蒋介石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4亿人口的统治者年仅41岁。一年前，他刚刚与自称“除了面孔，我无一属于东方”的宋美龄结婚，这不仅意味着他与影响巨大的宋家王朝结成联盟，获得了大资产阶级与新兴商人的认同，同样暗示了他与孙中山有了更亲切的传承关系，他还同时成为了中国最富有人士，并自称是孔子后人的孔祥熙的近亲，还立刻拥有了一个毕业于哈佛、风度翩翩的内弟宋子文。

　　蒋介石崛起的速度惊人。他的早年生涯对于他后来的前程缺乏任何预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0年中，他无所事事地游荡于江湖，他加入了上海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并拜投杜月笙、黄金荣门下。他还是1910年代后期上海股市热潮中的投机分子，却是个不够精明的失败者，也因此，一直到1925年，不了解实情的合众社仍称之为银行家。这次失败，促使他来到孙中山身边。在孙中山的高级助手中，蒋介石以“脾气暴躁”、“恃才傲物”著称，他经常任性地擅离职守，而每一次离职都将他推向一个更核心的位置。一些蒋介石的研究者将之归结于其故乡宁波溪口的地方特性，小商贾精明的交换能力与乡村中的无赖气质影响了他。当时的军阀唐生智的代表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即使最狡诈的权谋家也会对蒋介石在1923年至1927年间态度的戏剧性转变而吃惊。不管如何攻击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令人吃惊。当他得知自己在青楼的放荡导致陈洁如染病时，他发誓今生只喝白开水，并奇迹般地做到了。一直到1925年底他似乎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老国民党谢彬甚至在《民国政党史》中，将蒋列为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干部，与陈独秀、李大钊、廖仲恺等并列。面对孙中山逝世所带来的领导空缺，蒋介石是重要的候选人，却可能并非最有力的竞争者，因为他是军事而非党务出身。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构成了第一竞争梯队，况且孙中山本身具有浓郁的乡族观念，他本能地认为广东人比外省人更勇敢与值得信任，类似的观念使蒋后来偏执地器重浙江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则被分裂的趋向所左右着，在左派廖仲恺与右派胡汉民的冲突中，蒋保持着暧昧的中立，最终，这场分裂因为廖仲恺的遇刺、胡汉民的出走暂告一段落。而当蒋介石最终进入上海时，这个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者，立刻就前往拜会黄金荣，并与大商人来往密切。

　　到了1930年，蒋介石开始自称为基督徒，像冯玉祥一样，他们追随了新式太太的信仰。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与刻在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奇异地统一在一起。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蒋在他亲自发起这场试图净化社会生活的活动中，要求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既恪守中国礼仪，又具备加尔文的禁欲精神。在新文化运动20年后，他开始提倡尊孔，宣称新生活的目标就是“礼、义、廉、耻”。但这场运动却是由那位彻头彻尾地西化的卫斯理女校毕业生宋美龄领导的，而执行最得力的则是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的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