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纽约时报》已匆匆在1924年5月15日宣称，中国的革命领袖——孙逸仙已去世。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复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材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两个月前结束的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塑造成“变革的爱好者”，试图将西方科学引入儒家。《马关条约》的签署是“公车上书”的导火索，这份18000字的奏章征集了1000多名正在京城赶考的考生的签名，这或许是自东汉太学生集体干政以来最大的知识分子运动。

　　而孙中山则在同一年表现出伴随其终身的暴力与梦想气质。有关孙中山的暴力倾向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李鸿章的拒绝接见只是表层的原因。自29岁以来，孙中山鼓动了一次次惨烈的革命，有时甚至是无谓的牺牲。或许他的潜意识与另一位革命者谭嗣同不无相似——通过流血来唤醒民众意识。他不相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梦想，深信推翻清王朝是实现复兴中国的前提条件。

　　对于1895年流产的广州起义，当时的英文报纸《环球电讯报》这样报道：“他们计划以夺取广东的胜利为开端展开全国性的起义。为此，革命者从香港发出400只平底小渔船赴广东准备发动革命。但这个秘密计划很快被泄露，清帝国主义当局立即逮捕并处决了15名首要分子，余党则设法逃脱。”

　　在未来的30年中，孙中山一直在试图克服自己在这次夭折了的行动中表现出的弱点，却未获成功。他终身都未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组织，从兴中会、同盟会到国民党，他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组织的行动也常常泄密，在面临背叛时，他束手无策，只能选择流亡他乡。在他逝世时，他仍只拥有广东这块根据地。他从未能理解“权力”的真正含义，尽管他被普遍视作“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却没有能力将中国引上一条富强的道路——这需要更强有力的领导者。

　　总统

　　1911年春天，湖南长沙18岁的毛泽东在学校的墙上贴上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广东黄花岗72烈士的牺牲刺激了这个年轻人，他和朋友们用剪掉辫子与上街示威来抗议清政府。

　　到了10月10日，被无数毛泽东这样的青年敬仰的孙中山终于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场革命充满着戏剧色彩，它由原本效忠于清政府的设在武昌的新军发起，并推举了勉强同意的保守派黎元洪为领袖，而孙中山此时正远在美国。尽管各省的独立行动有力地声援了湖北的革命，但习惯于王朝更替的中国人并不知晓这次“造反”有哪些新含义。像鲁迅所写的阿Ｑ一样，青年以割掉辫子的行动象征与旧秩序的决裂，但谁也不清楚新秩序意味着什么。张国焘的父母禁止14岁的儿子外出参与革命行动，也禁止他立刻剪掉辫子，因为“他们一方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但同样有大量的传闻显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他能够主宰新中国吗？

　　就像列宁通过瑞士的报纸才知道1917年3月俄罗斯的暴动，孙中山彼时正在科罗拉多丹佛市继续为革命做着募捐活动。美国舆论对他持有怀疑，10月10日的《纽约时报》社论称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而第二天又有一家报纸认定：只有袁世凯是惟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直到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赶火车去堪萨斯城前用早餐时，才在一份当地报纸上知道这一事件。在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描述中，孙中山意识到新政府的命运很可能由列强决定。他火速赶往华盛顿而非中国，在被当时的国务卿诺克斯回绝私下会见时，他又前往伦敦，但英国外交部只给出了“中立”的信号，接下来，他在法国总统克里蒙梭那里也毫无收获。西方主要国家政府将孙视作“流亡分子”，在他们眼中，“孙大炮”的绰号暗示了他蕴涵的破坏性与不稳定性，而非中国人欢迎的革命精神。

　　在1917年4月8日的苏黎士车站上，列宁的朋友、后来的苏联教育部长Ａｎａｔｏｌｉ 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记录下这位流亡领袖所说的话：“终于，终于，我将抵达我出生的地方，我一直在为它做准备，我准备整整一个政党，没有它，我们的生命将是不完整的。”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结束16年的流亡生涯终于回到上海之时，他所受到的欢迎颇具象征色彩。当国内一些报纸纷纷揣测他从美英法带回了军舰与大批贷款之时，孙却对记者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着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7天后，孙中山得到了17联省的支持，尽管他“不名一文”，除了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并无军队，然而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比旧朝廷的袁世凯与新革命的领袖黎元洪更值得担当新政权的大总统，即使它是临时的。

　　1912年1月1日场面隆重的就职典礼既是孙中山一生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转折的来临。未来的中外历史学家无一不承认孙是现代中国之父，正如列宁之于苏联、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尽管孙中山本人常被反复无常、缺乏领导力的攻击所困扰，但他对于未来中国的方向却保持着一致的清晰——建立现代制度。他在1905年即已提出了将国人改造成现代公民的意愿，在辛亥革命后他也表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无人能够预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时未来中国的局面。那一年蒋介石25岁，在辛亥革命时参与了杭州的起义，并成为临时组建的沪军第五团的团长，而他尚未见过国父的模样；18岁的毛泽东是一名常帮战友写信、每月挣7元钱的新兵，他被革命鼓舞着，他的政治蓝图至少已实现了1／3（孙成为总统），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邓小平当时7岁，他正式的名字是邓希圣，他的父亲希望他背熟“四书五经”，以追随传统圣贤。

　　不断革命

　　孙中山的总统任期仅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不仅丧失了职位，还必须承认“袁世凯是当今惟一能够统一中国的人”。接着，他最得力的助手宋教仁被暗杀，依靠议会制而再造中国的努力失败。他发动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对抗袁世凯的复辟企图，在紧接而来的流亡生涯中，除了1916年与他长期的资助人宋查理的女儿宋庆玲的婚姻外少有成功。

　　1917年，孙中山仍未意识到一个严密的组织、一支可以支配的军队、一块坚固的根据地是保证革命成功的基础。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帮助下，他在广东建立了政府，但天然的梦想气质不断催促孙中山统一中国，他的革命决心与陈在广东的统治利益发生了冲突，他被后者通缉，逃离，半年后，在临省军阀的帮助下才于1923年初回到广州。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俄国与中国的战争》一书中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他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与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更近似，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接近俄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甚至孙中山与列宁对待革命的气质都有几分类似，“不断革命”是托洛茨基发明的著名词汇，它促使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发动了十月革命。而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孙中山的一生。十月革命不仅使身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倍感振奋，它同样令52岁的孙中山在1918年致信48岁的列宁：“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有着同样的目的”，而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则让孙更想建立一个“同样新式和巩固的制度”。

　　但无可否认，现实利益在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中扮演了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即使列宁与孙中山彼此间存在若干好感，但直到1923年春季，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才飞赴广州。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将近2年。

　　鲍罗廷在1923年春季到达广州后，就成为了当地的大人物，人人都想去他那里坐坐。同样曾倍受现代化困扰的俄罗斯如今成为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偶像，尽管列宁已身处病中。共产国际早在1919年成立时就将中国视作扩散革命的最佳地区之一，它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对正经历着西方围困的苏联来说，拥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肯定是更好的“扩散革命”的对象。

　　39岁的鲍罗廷目睹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接下来4年中的合作。作为孙中山最可能的继承人的蒋介石对苏联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他在1923年8月获得了前往苏联的机会。当蒋介石在苏联时，周恩来与邓小平仍在法国。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是由前往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与流亡者来主宰的。日本是20世纪初中国青年的最好选择，它旅费便宜，而且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更令人向往，它是孙中山喜欢的中途站，它激发了陈天华与邹容的革命热情，是梁启超的主要流亡地，是周氏兄弟的文学启蒙地，蒋介石也在那里学习到了基本的军事作战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派大多数选择了学院生涯，其中的杰出人物普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他们造就了国民党政府自由派倾向的一面；留苏一派试图指导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却常常将革命推入死角，苏联理论最终让位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经验；留法的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与邓小平、陈毅，法国的艰苦生活也或多或少地促使这些年轻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就在周恩来、邓小平在巴黎寻求革命真理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庞德、斯泰因、马蒂斯也在巴黎寻找艺术真理。塞缪尔·贝克特称这里是“年轻人的天堂”。

　　鲍罗廷肯定可以进入最具效率的西方专家的行列，至少他总将自己表现成无所不能的独行侠。在孙中山前往北京前，鲍罗廷帮助重组了国民党，他不仅帮助不无担忧的孙中山赶走了陈迥明残部的进攻（孙中山能直接指挥的不过是他的150－200名卫兵），还和孙一起筹建了在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合作明确无误地开始了，毛泽东是参加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之一，这165名代表中的20名既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

　　按照经典的苏联经验，在重建党之后，党就要建立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由此而生。1924年5月，蒋介石成为第一任校长，而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周恩来则成为政治部主任。他训练了为数不多的学员成为20世纪中国战场上主要的指挥员。但在孙中山前往北京以争取最后的统领中国的梦想时，国共两党的裂痕还未弥合就已开始加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而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孙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热潮，在将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外，华侨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持。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遗产

　　当孙中山逝世时，38岁的蒋介石正率意气风发的黄埔军校学生东征。美国合众社在1925年3月12日发出的电文中表示，在“共和国之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袖的职位将由蒋介石继承，他领导着4万士兵的军队，合众社称蒋的职业是银行家。他最可能的权力竞争者汪精卫正在北京主持葬礼。

　　而此刻毛泽东正在湖南老家思考如何鼓动农民革命。毛在自传中对这一段时间所提不多，他只说“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似乎他在山间的生活使他遗忘了曾经火热的城市生活。Ｒ·特里尔在毛泽东的传记中说，因为对于办公室的争斗表示厌倦，而且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革命重心放在了城市，他们不太理睬32岁的毛泽东对农村的意见。城市从来就没有让这个来自山里的青年愉快过，他兴冲冲地前往北京，却发现自己很容易淹没在人才荟萃的北京大学，时代偶像胡适甚至不愿与他探讨问题。但是，毛很快就再次返回了城市，并成为当时的刊物《政治周刊》主编。

　　邓小平仍生活在巴黎，在雷诺汽车公司打工。除了享有“油印博士”这样的革命名声，像所有的留法学生一样，他养成了热衷土豆、法国葡萄酒、奶酪、咖啡的习惯。此外，他迷上了足球，这成了他终生的喜爱，他甚至用一天的饭钱5法郎去买一张便宜的足球票。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革命最初时，他依靠宋查理，后来他依靠黄兴、陈迥明、蒋介石指挥军队，依靠宋教仁、鲍罗廷组织政党，当他在袁世凯政府成为铁路总长时，曾夸口要修30万公里铁路，却最终发现这只是一个空想。

　　孙中山逝世时，民国政府已运行了14年，除了袁世凯与张勋短暂复辟外，孙本人追求的议会制现代政府维持着表面的运转。黎元洪甚至组织了“好人政府”，但这种西方式的现代政府却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扮演着微乎其微的作用，它缺乏根基，飘浮在中国社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