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日双方就钓鱼岛主权发生争执的原因
日本将钓鱼列岛“编入”自己的领土之后,实际上并没有在上面建立国标。因为日本控制钓鱼列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控制这些小岛,更大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图谋台湾。既然不久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轻易达到了割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目的,在钓鱼列岛上建立国标的事情就没人提起了。到了74年后的1969年5月10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石垣市为表示地籍而在钓鱼岛上建立了标柱,次年9月10日冲绳政府又引人注目地发布了对钓鱼列岛的领有宣言。因为这个时候突然发现,钓鱼列岛海域有出产石油的可能性。
村田说,“对这一点的反应,中国政府也有些相同。因为台湾的回归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开始时对那些无人岛屿没有表示关心。”村田评价说:“日本也好,中国(包括台湾当局)也好,是在了解到这些岛屿的周边海底有可能出产石油的情报后,开始强调自己的领有权。而在这之前,两国间没有围绕领有权发生争论。两国的地图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情况。无论是中国(包括台湾当局)的地图把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明确地标在中国的领土内,还是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地理教科书中用尖阁列岛的名称表示这些岛屿,都是1972年领土问题发生以后的事。”
在钓鱼岛问题上,村田忠禧总的观点和结论是这样的:“作为历史事实,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岛屿本来是属于中国的,并不是属于琉球的岛屿。日本在1895年占有了这些地方,是借甲午战争胜利之际进行的趁火打劫,决不是堂堂正正的领有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可捏造的,必须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客观科学的分析态度。但是有的人打着研究的旗号,实际上是有意地隐瞒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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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田忠禧的担忧与希望
村田教授是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士。他认为,领土争议已经成为激发日中两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口实,影响两国友好关系,并对此表示担忧。为此,他专门统计了钓鱼岛、尖阁列岛这些概念在日本国会审议中出现的次数,也统计了这些概念在日本《朝日新闻》和中国《人民日报》中出现的次数。统计表明,两国出现这些概念次数最多的都是在1996年、1997年、1998年,他认为“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都是将对方视为对手,强调警戒论和威胁论的时期。这是90年代后半期,日本与中国都仅强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风潮强化的结果。”
在书的末尾,村田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对尖阁列岛·钓鱼岛等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放在冲绳问题、台湾问题等整体的演变中来看,要把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在领土问题这样的国家间的见解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倾听对方的意见,保持用冷静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不冷静地思考,立即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用伪装的爱国主义煽动情绪是绝对要不得的。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学习,应当意识到,我们还没有超越他们的智慧,这是需要我们反省的。日本和中国的国家关系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为了达到高级的阶段,需要我们双方不断的努力。”
在钓鱼列岛归属争议的问题上,村田忠禧教授是继井上清教授之后又一位主持正义、敢讲真话的日本学者。从这本书的论述和观点来看,村田忠禧教授的立场是相当客观的,他的研究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隐瞒真相。在追求真理的问题上,村田有勇气超越国家利益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上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容易把政府、政党、媒体的见解作为正确的见解而予以接受,但是那些见解并不一定代表真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真实、真理,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政党和媒体也有同样的问题。”村田教授的这番话,让笔者想起了王云五先生的一句名言:“有大公方可以有卓见。”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不把自己从某个党派、某个民族或某个本位的立场上超脱出来,就不大可能得出顾全大局、客观公允的结论。笔者对村田教授的好感,不仅仅是他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出了有利于中国的结论,更主要的在于他追求真理的客观态度。
由这本书还可以看出,村田先生真心希望日中两国能够保持友好关系。不隐讳钓鱼岛争议的真相,把本来的历史面貌交代给读者,这不仅是村田先生做学问、求真理的态度,也是为中日友好而作出的可贵努力。我们希望,像村田忠禧这样有良知的客观公正的日本人士,能多一些,再多一些;而像石原慎太郎那样的极右分子,能少一些,再少一些。来源:人民网 林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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