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壁之战

　　这场诉讼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对深圳其他小区的业主有示范意义。如果其他小区的业主都这么依法维权，深圳地产商就头痛了。更让深圳地产商头痛的是，因为诉讼的胜利，景洲大厦业委会的威望迅速高涨，从而对地产商构成了持久威胁；在他们看来，只要景洲大厦业委会红旗不倒，他们的噩梦就不会结束；因此务必把这个“坏”榜样打下去。

　　2001年“五·一”节，中央领导要来深圳视察，策划者借机向警方上报了一份所谓“情况反映”，说邹氏密谋策划，要组织深圳业主在中央领导五一视察时上街静坐。警方一听紧张了，开着警车到邹家健所在公司调查。岂知邹家健根本不在深圳，而是很早就去了北京，给电视台做一个关于解放军仪仗兵的节目。警方扑了空，就打电话警告邹家健。邹家健很惊讶，说这是没影的事啊，我人还在北京呢。警方不信，说你马上用座机打过来我们验证验证。邹家健就用座机打过去，警方一看来电号码，这才信了。

　　一招不行，又来一招，地产商又于4月26日正式起诉邹家健名誉侵权，把他推上了法庭。邹家健是搞媒体出身，除了法律维权，当然也会在舆论上做点事，主要做了个网站，这是全国第一个社区维权网，把所有媒体的报道在网上贴出来。很多网友发言，骂地产商是流氓、骗子。地产商一口咬定那些帖子是邹家健发的，说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就这么起诉，并且索赔1000万。建国以来从没有向消费者个人索赔1000万的案子，因此轰动海内外。邹家健的同事开玩笑都说，邹家健，我不敢动你，你值1000万哦。

　　但这还不是针对邹家健的第一单官司。这一年，邹家健曾经一个月收了三单官司。第二单官司的起因，是有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标题大意是业委会主任无端遭传讯，开发公司法律室副主任报假案。客观、简略地说了一点第一单官司的经过，邹家健在网上转载了。那个法律室副主任便以此为由，也把邹家健推上了法庭。理由冠冕堂皇，说他的所谓“情况反映”是职务行为，单位领导要他这么干的，所以不该点他的名，向邹家健索赔8万。两单官司没结束呢，第三单官司又找上门来。过了大约一个月，邹家健收到一张传票，据说是景洲大厦的一个名叫岳波的业主，因为邹家健维权伤害了地产公司品牌，他的房子卖不出也租不出，造成个人损失，要邹家健每个月赔他3800元。

　　总共三单官司。第一单先是索赔1000万，后来改成索赔500万，案子拖了一两年，审来审去，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其实问题很明显，地产公司根本就是自相矛盾：4月26号起诉邹家健，原帖发布时间却是5月19号，他们起诉邹家健的时候侵权行为还没发生，事实不成立，诉讼空口无凭。但法院最后仍然判邹家健败诉，赔付5万。邹家健上诉，法院维持原判。邹家健不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邹家健也不干，说你们抓我进去好了。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邹家健没打倒地产商，关键时刻地产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就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地产公司老总被双规，再后来被判刑八年，原因是巨额受贿。那家地产公司开发两个房地产项目，需用70多部电梯。某设备公司就许诺：如果改用该公司提供的东莞电梯，可以给他货款3%的提成。他便违背对业主的承诺，放弃三菱电梯，改用东莞电梯，从某设备公司收了4800万港币的黑钱，还收了很多别的黑钱。钱多了就去澳门豪赌，受贿180万，其中竟有150万用于还赌债，成了深圳的腐败典型。

　　地产公司老总进了铁窗，新班子改弦易辙，主动跟邹家健和解，索赔1000万的官司就这样了结。报假案的官司，一审也判邹家健败诉，说人家报假案确实只是履行职务，因此说他确实是侵犯名誉权，判邹家健赔5000块。这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友惊呼：报假案不仅不受罚，还有5000大洋可拿，真是闻所未闻。最后闹到二审，深圳中院的法官都不好意思了，说侵权事实不存在啊，怎么能这样判呢？就当着邹家健的面给原告说，你跟老邹和解吧。原告一看中院的态度不一样，中院搞不定，就撤诉和解了。

　　第三单官司更搞笑：闹了半天，竟然原告的身份都成问题——是个假业主，因此原告根本不敢露面，开庭时躲着不到庭。后来调查得知，此人最初确实在景洲大厦买过房子，没拿到产权证就发现房子有问题，要退房，而且要地产商按房价赔10%。地产商一口应承下来，条件是他做托儿，以业主身份告邹家健。银行查过，他的房子早在2000年就交付地产商回购了，他却在2001年5月跑到法院以业主身份起诉邹家健，这时他已经不是业主，没有诉讼资格。这么一来，案件只好终止审理，原告撤诉。直到现在邹家健也没见到原告，他根本不敢出来对质。

　　无法回头

　　被迫接下的三单官司，结果都不算坏，但邹家健仍然代价惨重。

　　邹家健本来一直很顺，没多少历练，懂一点法律也只是粗通。一下子面对这么大的事，他当时头都晕了。电话恐吓也有，要他搬家，从景洲大厦滚出去；甚至把他家的门都砸掉。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官司。打官司就要请律师，而深圳的律师费很昂贵，一般按标的20%、30%收取。地产商告他的官司，即便按索赔500万算，律师费也是天文数字。而且官司一单接一单，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单，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能完，不知道究竟要付出多大代价。最可怕的是没人帮忙。很多业主因维权受益，每户几万十几万的赔偿，那时大家都称赞他、拥戴他。但等遇到危难，他往身后一看，嘿，突然发现身后没几个人影了——听说遭遇诉讼，业委会好几个委员都怕了、退出了：两个人说要调走，两个人说工作忙不能兼顾，还有一个是地产商选的，当然也跑了。邹家健几乎是只身面对一切。他有很多媒体朋友，也向他们呼吁过，但没有一家媒体敢站出来；他向政府反映，但没有一个部门回应。本来还有个后盾，就是所在单位，单位最初是支持他维权的，但这时也打退堂鼓了，叫他不要闹，赶快把这事平息了；不就输5万块钱吗？没事，单位给你出。你从财务拿5万块钱去赔，然后在报纸上、网上公开道歉，承认侵权。可邹家健不干，他觉得这样做太窝囊，就跟单位说：谢谢单位的好意，但单位要代替我出钱，单位是不是还要代替我检讨？登报上网认错是不是以单位名义？反正我自己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本来就没侵权嘛。他这么一问，单位不吭气儿了。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感到好恐怖好无助，就像掉进一口黑咕隆咚而且是深不见底的井。心里那个急啊！就那么短短半个月，他的眼睛突然老化了，眼前的一切都是花的，看不清东西，现在也恢复不过来。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太紧张，要他放松一点，要不然会瞎掉；也就那半个月，他原来的一头黑发全变成白发。现在他看上去一头浓密的黑发，但那都是染的。

　　五年维权，不只是消耗精神。经济上，所有花销都是他一个人的。告地产商的电梯官司，诉讼费他出；1万块律师费也是他付。等到地产商告他，500万标的，上诉反诉都要交35000块，他实在交不起了。这时业主就自发捐钱，总共才捐了不足3万块钱，根本不够用。邹家健统计，他为官司总共贴了将近10万块钱。但最可怕的不是自己受罪，而是全家人跟着受罪。维权风险很高，家人怕安全出问题，明明买了房子不敢住，在外面租房子住，就邹家健一人住景洲大厦。他的孩子从升初中到升高中一直住外面，今年才搬回来，全家才团聚。采访中邹家健告诉记者，偶尔他也觉得寒心。单位同事就跟他讲，你想想值不值得为大家维权，索赔几百万，捐款才两万多，他们钱都舍不得出，你为他们维权傻不傻？邹家健说，他并不是思想境界高；他是没办法——尽管不想犯傻，但他必须活得有尊严，而尊严只能通过官司讨回来，所以只好硬撑下去。偶尔他也觉得累，也想见好就收。地产商跟他的官司达成和解时，他的房子正在掉价，从每平米7000多块掉到每平米3000多块。这时地产商就私下暗示，如果你对房子不满意，想换个地方，我们有人回购你的房子，可以按原价回购。这时他真有点动摇：要不要这么做？他知道很多维权者往往为私利维权，开始闹得很凶，最后却跟地产商达成妥协，从地产商那里拿笔钱就跑掉。那时他思想斗争很激烈，律师也支持他抽身，说你花了那么多钱，受了那么多苦，完全可以卖房走人，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权利责备你。但他又觉得做人不能不讲情义，毕竟已经把大家带上了维权之路，自己却悄悄拿钱走人，这样一来怎么跟捐钱的业主交代呢？无论怎么想他都认为自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既然如此，就只有不回头，只有一条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