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lsrael Epstein）

　　国际著名记者。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33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1937年起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和宣传新中国诞生的活动。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名誉总编辑、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名誉副主席等职。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等。

　　我很晚才听说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消息。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从那边报上登载的报道，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年轻人继续革命，一定会是健全的，即使在开始时有点越轨行动（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以后是会纠正的。我这样说，是想对现实情况作点理性的分析。

　　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它们常常是突如其来的）我已司空见惯，但没有料到这一次的来势如此凶猛，真是史无前例，更没有想到运动的发展如此高潮迭起、路径曲折，以至于最后完全失去了控制。（难道有人能预见及此吗？）运动所要打倒的不但是旧社会的上层分子，还有那些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的领导者和支持者，“红卫兵”要求所有这些人“举手投降”并且写“认罪书”。共产党各级干部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对于3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时在13岁以上），运动特别要求他们把过去文化教育中所学到的或可能学到的东西全部清除干净。马克思———还有毛泽东———曾说过，应该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文化大革命”却要否定一切。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用列宁的话说），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用的中国式比喻中所说，像一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她的丈夫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他们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世界革命实践中的新发展）；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允许和鼓励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接触工人和农民！

　　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

　　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同中国普通人相比，他们享受着“超高级的生活水准”，这会“使那些要求成为革命者的外国人难以掌握毛泽东思想，腐蚀在华的外国革命者，阻碍他们的子女走上革命道路，并使外籍工作人员脱离中国的阶级弟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交给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

　　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如同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一样，他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敌后游击队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

　　在北京的外籍工作人员大约超过半数都参加了我们这个造反团，分别隶属于所在工作单位的分支组织。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我们自己的会以及其他造反派的会，邀请我们去参加或讲话，后者越来越多）。我几乎是每请必到，我把所有中国人的“红卫兵”组织都看成是革命的，不管它们彼此之间怎样看待对方。

　　我无意在这里回溯或试图逐年细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将来还会有人继续做），我只想记述最初两年中我努力参加运动的主要经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这些活动都不是由机关单位或学校出面组织，而是由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举办的。我对这类邀请的态度一般是“先来先应”。我记得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一个。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主要分成两大派，各单位内部相互敌对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归属或倾向于其中的一派。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同“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本文选摘自《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6月23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