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山警方6月1日宣布，5月18日发生的《南方都市报》记者温某被故意伤害一案告破。警方指出，这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系被害人前同居女友买凶报复行为。

　　当初，该事件被披露后，很快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立刻将其定性为伤害记者的恶性案件，并推测，其很可能是被犯罪团伙报复。今天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有点黑色幽默的色彩。然而，恰恰是这种事后看来有点令人难为情的反应，以极端的方式反映了许多公众的心态。

　　公众当初的推测，反映的是对记者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双重悲观心理。这与人们对有关部门保护记者、改善社会治安环境的能力缺乏足够的信心有关。这种信心不足，源于人们对相关制度的观察结论。比如，媒体最近刚刚曝光，成都车站派出所的数十名警察与站内小偷勾结牟取不义之财，许多案件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现象等。

　　另一方面，人们之所以普遍相信新闻记者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乃是因为，整个社会似乎尚未形成一种尊重新闻记者的意识。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整个社会就需要达成某种默契：总得有若干人群，因为其所从事的职业对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理当对其予以格外的宽容和保护，哪怕是犯罪分子，也轻易不对其实施报复。比如，在高度法治的社会，即使法官作出一个极端不利于某个犯罪团伙的判决，该团伙通常也不会报复他———即使犯罪分子也会承认，法官似乎是特殊的。同样，记者所从事的事业对于社会也极端重要，因而，正常社会将对其予以格外的回护。

　　而这样的社会意识，需要通过特殊的制度保障，方可逐渐地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比如，在法治传统最悠久的英国，法官之所以具有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乃是因为，在几个世纪中，杀害法官乃是一种与杀害国王同样相当的侵犯王权的重罪，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同样，新闻记者之所以在西方社会享有无冕之王的称号，也是因为，宪法对新闻自由给予了最全面的保护。

　　因此，假如我们希望，下次当某个新闻记者遭受伤害的时候，人们不会像这次这样立刻发表种种具有制度批评涵义的推测性评论，惟一的办法就是，透过改善整个社会的治安状况，尤其是透过对记者权利更为全面、有效的保障，逐渐培育出整个社会———甚至包括犯罪分子———尊重新闻记者报道自由的意识。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总应当成为一个目标。

　　仲秋（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