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申重重　摄

　　抗战史上的今天　6月16日

　　●1935年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意见不一，两河口会议未能解决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

　　●1943年国民党加紧反共摩擦，国民党军李仙洲部第92军向我冀鲁豫根据地的湖西地区发起进攻。

　　●1944年中共中央拟向华南发展。

　　63年前，为八路军当联络员的父亲惨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又被扔到水井里。

　　之后不久，年仅11岁的王保瑛也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员；14岁，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离开家乡山东省泰安县山阳村，追随革命……

　　在那个特殊岁月，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却要承受着历史的重担。种种惨痛的场景一直烙在这位如今已74岁的老人心底，是不碰也疼的伤，不能淡忘。

　　人物档案

　　王保瑛

　　王保瑛，女，1931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县。1938年参加抗日儿童团；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军，在山东军区学习救护，参加过淮海战役；1955年工作定居西安，1984年从第四军医大学离休。

　　“春天里,春风吹, 花开草长蝴蝶飞。大街上,哨子吹, 儿童团要开大会。”“夏天里,麦穗黄, 保卫麦收兵马强。高山顶,小河旁, 站岗放哨有儿童团。”……

　　———《儿童团四季歌》节选

　　74岁的王保瑛在西安生活50个年头了，但她却越来越怀念在14岁那年就离开的山东老家。当年，家乡惨遭日本侵略者践踏和肆意杀戮，王保瑛的好几个亲人就丧生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种种惨痛的场景一一烙在心底，是不碰也疼的伤，不能淡忘。

　　离休后的王保瑛，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去整理那段最痛楚的岁月。王保瑛说，她常常整夜睡不着觉，或者在梦中惊醒，于是趴在枕边，写下回忆的文字，希望更多的后来人对曾经的历史能懂，能珍藏。

　　这样的时候，这位古稀老人，在夜色中泪流满面。

　　大火烧了村庄一天一夜

　　山东省泰安县山阳村，是王保瑛的家乡。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中国的元宵节。王保瑛7岁，还是个孩子的她，比大人更兴奋地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

　　枪声是突然响起的，由远及近，不绝于耳。大人们惊恐地相互招呼着，喊着：日本人来了，快跑！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一路南下，很快侵占了山东泰安。山阳村距离泰安县城只有30公里的路程，山阳村的百姓是有准备的，但谁也不承想，日本人来扫荡来得如此之快。

　　小保瑛被表哥拖着，跟着人群往山上逃，气喘吁吁。他们村位于徂徕山东南脚下，进山不过六七里路程。这是个1000多户人家的大村，不少人还没来得及躲起来，日军就到了，他们恶狠狠地进村，所有被撞见的百姓都没能躲过他们手中的刺刀。

　　小保瑛当时在山坡上和表哥一起，躲在土包和干枯的树枝后头，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村子突然就着火了，才明白是日本人在放火烧村。火苗越蹿越高，渐渐连成一片，许多年后，王保瑛忘记了年幼的自己当时有没有哭，她只记得那火从当天一直烧到次日晌午，天黑下来时，熊熊的火光照亮半边天。

　　第二天傍晚，火星也熄灭了，因为能烧的都烧尽了。日军已经离去，乡亲们悄悄地回家。村子变成废墟，到处焦黑一片，小保瑛家里什么也没剩下。更惨的是，她的伯父王秀东和姨父柴丙林被鬼子杀害了，一同被害的村民有几十个。他们的尸体已经焦黑，看不清模样。

　　王保瑛的伯母拣了条命。日军来的时候，没来得及逃的她躲在两面墙壁的夹缝里，幸而没被发现。而可怜的妇女，就是在夹缝里亲耳听见近在咫尺的丈夫发出临终的惨叫，悲痛欲绝却又屏气不能出声。

　　加入儿童团为八路放哨

　　此后的山阳村再无宁日。日本鬼子在村东西两侧各扎了一个据点，东边据点紧挨着村庄，西边的也不过3里路。鬼子隔三差五就进村扫荡一番，他们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杀人、放火、掳掠食物。

　　有一天晚上，小保瑛听到被日军杀害的王秀东伯父的儿子、她的堂哥低声给她母亲说，他要去当兵，要为父报仇。堂哥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那时，王保瑛已经听说过八路军了，知道那是老百姓的兵，打日本人的。

　　当时，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能当兵的都当兵了。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就发生在王保瑛的家乡。不久，山东省委从济南转移到了泰安县城，山阳村在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武装斗争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省委机关的一部分、平津流亡学生、“民先”队干部、泰安县委和泰安县人民抗敌自卫团的部分人员，随后陆续转移到山阳村，搞地下革命活动。

　　“我家就保护过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还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解放后曾任西安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张华，他们都在我家开过会。”而王保瑛当年，并不知道什么是地下党，在她小小的心里，只知道这些匆匆来去的叔叔，都是好人。

　　党组织很快在山阳村发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妇救会、青扶联等组织，还有儿童团。小保瑛是儿童团的成员，她机灵，听大人话。王保瑛的叔叔王秀之当时也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他常让小保瑛送个信、放个哨什么的，为大人们做掩护，小保瑛都完成得很好。

　　“不像电影上演得那么惊险。”王保瑛描述说，她“执行任务”时，大多是和小伙伴在村口玩耍，话也不多，提防着日本鬼子的行迹，一见情况不对劲，就通知屋里开会的大人从后门撤离。记忆中，组织还给她发了一杆“红缨枪”。

　　而当时，日本鬼子进村扫荡依然猖狂。王保瑛惊心地听大人们提起过，在他们村五六里之外的另一村庄，日本鬼子把一个妇女奸污后，用绳子捆绑住受害妇女的双腿，悬吊在井里，就那么把人活活淹死。

　　父亲惨死日军刺刀下

　　为了应对日军的扫荡，山阳村当时挖了很多地道，供人躲避。“就像电影《地道战》上那样。”王保瑛记得很清楚，她家当时挖了两个地道，一个通着伯父家，伯父家的地道口盖着石头，她家这边的通风口在厕所边，非常隐蔽，里面能藏二三十个人。村里的地道都隐藏在墙角、马厩、厕所等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有的人家地道口在水井的侧壁上，还有的人家，揭开灶房的大锅，下面是地道。

　　1941年的一天，小保瑛和妈妈两个人在家，碰到两个日本鬼子进村找食物，刚好进了她家。“他们进来后到处乱翻，在鸡窝里先是抓鸡，鸡咯咯乱飞，抓不到，他们就把我家一个小缸子里装的鸡蛋全部抱走了。我妈妈当时很镇静。”

　　1942年，日军和八路军之间的较量更多了，他们把所见到的怀疑是“私通八路”的人全都抓了起来。

　　当时，小保瑛的父亲王秀文和八路军联系紧密。直到今天，王保瑛也不知道，父亲究竟是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她所知道的只是，父亲是个联络员，经常往外跑，还把一些人带到家里来隐藏。

　　6月，天刚热的时候，小保瑛的父亲和本村的另一个男子在路上被日本人抓走了，带到日军据点，再没回来。是汉奸告的密，罪名就是“私通八路”。后来，在日本人身边干事的汉奸透露说，日本人先是毒打，小保瑛的父亲和同伴死都不开口，后来被刺刀刺死，投进了据点外的水井里。

　　日本人不允许乡亲们前往收尸。后来，乡亲们给汉奸付钱，汉奸才告知乡亲据点的日本兵大换防的具体时间，乡亲们插这个空当把小保瑛的父亲及同伴的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

　　那已经是小保瑛父亲被害两个月之后了，人的面貌已经被水泡得失了形。家里被日本鬼子祸害得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乡亲们好不容易找来一张高粱秆编的烂席子，裹了保瑛的父亲，入土埋葬。小保瑛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报信埋地雷炸死鬼子

　　年仅11岁的王保瑛失去了父亲，她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愈加强烈。当时，她从一些地下党人的身上了解了不少革命知识和革命道理，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年纪还小的她好几次给母亲说，要去当兵参加革命，为父亲报仇。

　　“我母亲总是很惊慌，极力阻止我。她觉得我还太小，况且她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不想再失去我，那年代当兵是很危险的。”

　　在一些地下革命者的指导下，小保瑛先是成了一名没有名分的地下党组织联络员，经常给革命者传递消息，或者找人。

　　许多次，都是因为小保瑛报告消息及时，保证了地下革命者和群众的安全。

　　那是王保瑛一生都会记忆深刻的事件。1944年的一天，地下党在村民家里开会，让她放哨，在村口盯着。没多久，鬼子的身影就出现了。看到鬼子往村子的方向来，小保瑛飞速地去报信。“开会的人没有着急撤退，他们事先都预见到了，是有准备的。”地下党在日本鬼子要经过的路上巧妙地布置了地雷阵，敌人一进村，就被炸死炸伤了数十人。

　　“我高兴极了，都跳起来了！”在小保瑛心里，消灭那么多日本鬼子有她的一份功劳在里面，她觉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给父亲报了仇。

　　渐渐地，日本鬼子被打击得垂头丧气，到1945年，已经不太敢出来进村扫荡了。偶尔有少数进村的，都会被群众用榔头、棍棒教训。

　　14岁光荣加入共产党

　　1945年，14岁的小保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5月上旬的一天，小保瑛的本家嫂子宋继玉和一个叫吴启岱的男同志到她家找到她，紧掩了房门，和她谈话。后来，小保瑛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她的嫂子宋继玉就是曾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她的伯父王秀东的儿媳妇，也有着刻骨的国恨家仇。

　　吴同志问小保瑛，想不想加入共产党，小保瑛很惶惑。吴同志又接着问她，打鬼子，你愿不愿意，小保瑛这才重重地点了下头。

　　“他们给我解释，共产党就是八路军。那个吴同志说，什么叫地下党？你叔、你伯都是地下党，是和八路一样，杀鬼子的。我当时很激动，我说，那我要加入共产党，只要是党交给我的事，我一定坚决想办法完成，坚决完成！”

　　小保瑛就这样入了党。当时，在两个介绍人的要求下，她还郑重发了誓，“我记得是说，我坚决参加共产党，绝不当叛徒和汉奸。”当时，地下党还都是单线联系，小保瑛此后也就和吴启岱、宋继玉嫂子单线联系，他们交办的事情都尽力完成，发现什么问题也向他们及时汇报。

　　“对鬼子没有恐惧只有仇恨！”

　　王保瑛没有说，14岁那年，她悄悄离家，当兵干革命，都没有给母亲打声招呼、告别一下，心里是否有些过意不去。她是追随心中的真理去了，有一些宏大的东西在鼓舞着她，召唤着她。

　　一天傍晚，小保瑛接到通知，地下党要秘密开会。会是在小学校开的，和她一起参加会议的有好多孩子，“上面”通知他们“撤离”。他们连夜就走了，小保瑛都没有回趟家。她记得他们一共32人，最小的才十二三岁。

　　白天黑夜地走了两三天，到达新太县，后来又去了沂水，14岁的王保瑛参军了，被安排在山东军区“鲁中公学”学习救护。日本投降的时候，王保瑛正在学校里，消息通过老师传来。“高兴得不得了，大家见面都说：日本投降啦！学校还给每人发了半斤白菜半斤豆腐，按班领回来，包饺子庆祝。”

　　随后，王保瑛参加解放战争，打过淮海战役。1946年时，她还给老家母亲写过信，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组织关系。这封信没有寄到，没多久又转回到她手中。终于和家里联系上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了，她再次写的信母亲收到了，还给她写了回信，老人家非常激动。此前，村里有人传言她已经死了。

　　1950年，王保瑛支援大西北，去了兰州。

　　1955年，王保瑛来到西安，在医学院读书，后来工作在第四军医大学，直到离休。

　　“忘不了，一刻都没忘了。”今天，74岁的王保瑛在回忆被日本人侵略的家乡，和战乱中自己不平凡的童年时，不由得感动。没有经历过那个岁月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都在承受着历史的重担，有着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可王保瑛老人说，没有什么，那个年代的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这段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应该如实地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成长在新中国的孩子不要淡忘。

　　如今，撰写回忆录就是王保瑛老人和老伴晚年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他们拿出一叠手稿给我们看，上面写着岁月的故事，还有老人的感慨，对战争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和平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有一叠稿子字迹比较凌乱，王保瑛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那是深夜趴在枕头上写的。

　　我们一直不能深刻地感受和理解，用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那些惨烈的场面：家园被烧毁，亲人被杀害，敌人就在身边频繁活动……孩子幼小的心灵会受到什么影响？终于，我们问了王老这个问题：“那时候，你终归还只是个孩子。你恐惧吗？”

　　王老坐在沙发上，表情认真。她停了几秒钟后，摇头说：“没有恐惧，只有仇恨！”本报记者　王冰

　　抗日儿童团

　　抗日时期,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大都成立了儿童团组织，任务是:“宣传大家打日本,侦察敌情抓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尊敬抗战官和兵,帮助抗属来做事,学习生产不稍停。”

　　帮助抗日军人家属也是儿童团员的工作。逢年过节,儿童团员们就排着队,打着光荣旗,唱着歌,给抗属们拜年、送自己扎的灯笼。为了防止敌探、汉奸混入边区进行破坏,白天在主要劳动力从事生产和战备的情况下,儿童团员们担负了站岗放哨的任务。

　　站岗放哨一般两个人一组,手持红缨枪或木棍,在村边设岗,要求过往的陌生人出示单位和村里开的路条,查出可疑的人就送到村公所或区政府去。年纪大一些的儿童团员,还帮助政府送报纸、送信件,传递公文。据说,那时的信没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紧急的信在中间插上鸡毛,叫鸡毛信,要用最快的速度送到。

　　值得我们记住的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一批儿童团员为了救亡事业,凋零了刚刚绽放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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