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文定

嘉宾：陈劲松

　　主持人（陈文定）：周律师，你刚刚谈到的还是第一代民工的现状，我们今天邀请的是第二代民工的代表吴静，吴静能不能说说作为你这个群体，一个代表人物吧，你能不能谈谈现在新生代民工的现状？

　　吴静：我作为新生代民工的代表，我也是来自农村，在农村有许多的女孩像我一样来到深圳务工，像我这样的情况，在农村是很普遍的。我们大多数以高中、中专还有大专毕业为主……

　　主持人（陈文定）：可能吴静有点紧张，要不这样，呆会儿再谈这个话题。我作为个人来说我，对于新生代民工的印象，我受到过一定层次的教育，接触到这种多元化的价值观，追求城市人的高档的生活，但是他们又常常争取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同时他们大多是直接毕业，进入社会，他们没有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我觉得作出这种不想再回到农村这种本能的选择，我想问问刘开明博士，这种心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生代民工已淡忘农村、脱离土地的渴望？

　　刘开明：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话题，其实从外表上看，小吴跟城里人的没有任何区别，我在工厂也看到有很多非常漂亮，非常时髦的姑娘，但是当她张开嘴巴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是有点紧张和害怕的，甚至有点自卑，这就是这些人，他们跟城里人的区别，他们跟他们的父辈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刚才主持人讲到，他们是“三高一低”，我觉得这“高”的确是我们进城的工人，他们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他们受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平均是2.6年的教育程度。

　　刘开明：但是在目前，从深圳到整个广东，甚至上海，我都看过，基本上是初中，因为中国目前的农村教育基本上还是初中。有的贫困的地区，比如说像阿星所在的地区，他们基本上是小学，初中是辍学的。辍学以后，他们基本上很难再留在农村，因为就像阿星所说的他在农村挣钱不到一分钱，特别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一般都会外出打工。

　　刘开明：所以我们感觉到，在过去的五年，实际上我们主要的劳动，特别是现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劳动力，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农村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非常的辛苦，在工厂，我们看到，阿星的故事，以及这几天，《南方都市报》所登的这些故事，基本上都是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每个月不能休息不到一天，工资非常的低，这样跟他们的期望就很不一样。

　　刘开明：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人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八十年代是什么概念呢？农村是这次经济体制最大的受益者，80年恰恰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政治发挥最大效益的时候，所以这些人没有吃过苦，他们的家庭实际上也不太指望他们寄钱回家。我问小吴你家里有没有要求你寄钱回家？他说没有。很多人说愿意回家，但是他实际的选择及他背后的东西都表明他不愿意回家，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刘开明：从阿星的故事中可以带来很多很多思考，他父亲十五年前来深圳，他的母亲十三年前来深圳，但是他读三年级的时候，被接到深圳，可能他的父亲属于第一代民工，努力的从山沟沟里走出来。但是他所努力，不停的努力，十几年，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没有真正的能够融入到城市，他也是希望他的孩子比他更好，他的孩子也非常努力。

　　我觉得他们在家乡是非常孝顺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地方试图努力工作过，也不少曾经在工厂，而他我觉得远离还有四年在东莞打工，后来为了远离他的这帮老乡，到了潮阳去打工，但是最后他又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要我们很多很多思考，因为阿星这个案件发生之前，我就讨论这个事情，也讨论了他的故事。

　　主持人（陈文定）：我从你刚刚的发言当中，我感觉，一方面，这个社会的部分人，就是这种新生代民工已经淡忘了农村，而且主动的抛弃了农村，但另一方面又因为隔膜，以及歧视，新生代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我觉得这里头就会有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在里面。

　　刘开明：确实是这样的，第一代民工，像周立太律师这样的，他一个比较，他在乡下非常勤奋，所以他非常努力，所以才从一个文盲考上律师，是第一个成为著名的律师，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像阿星的爸爸，因为他在乡村工作，和他在很努力的工作，但是这些，阿星他没有比较，他不知道，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已经看到和城市有多么大的区别。

　　刘开明：但他不认为这是命运，他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他经过努力可能可以改变，或者说他不能改变的话，可能会有一种自卑，或者说一种不满，或者说一种更加一种复杂的心态。可能是自卑、不满和对于未来的焦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们这代人非常大的…，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小吴最清楚，说他们心理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小吴可以谈一谈。你怎么看城市，如果要你回家你愿不愿意，或者说你如果留在这个地方，你希望得到什么，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

　　吴静：我是2003年10月份初来到深圳的，我在没有出来之前，我就对深圳有着美好的憧憬，在我的印象中地深圳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它富有而且是很多青年人所向往的地方，我刚从家里来到深圳是由学校分配到一个电子工厂做工，刚来深圳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觉得深圳就是我理想的地方，我要在这里扎根，能够在这里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吴静：我很努力的工作、上班，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吧，三点就是宿舍、食堂，还有车间，一线就是从宿舍经过食堂然后到上班的地方。

　　吴静：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所在的一个工厂是一个深圳比较有名的电子彩色显示器有限公司，它跟深圳关外的很多电子厂相比较，应该说是已经很不错的。

　　主持人（陈文定）：我从你刚刚这种发言方式感觉到，实际上应该以你为代表这种新生代民工，可能是不再像你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而是想寻找一个出路，就是融入到过城里人这种生活，但实际上，我想问刘开明博士，这种民工的心理的表露，以及寻找出路的这么一个举止，是不是说明新生代民工对自由，对被城市人认同的一种渴望？

　　刘开明：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刚才小吴已经谈到，实际上她是非常幸运的，我看到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工人的生活是非常糟糕的。她刚才已经说到，她到这个地方带着一种梦想，这种认不是小吴一个人，是千千万万的，实际在过去二十五年，都是带着梦想到这儿来，共创美好明天，但是的确能够或者说认为他的明天是很好的人是非常少的。

　　刘开明：像刚才谈到，像这种的想法，就是说要留在城市，或者说为未来找一个出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几年，我用很多时间在很多工厂去做教育培训、调查研究、评估的工作。

　　刘开明：我问了很多的工人，他们都告诉我：“我很迷茫，这个地方不好”，但是我说你愿意回家吗？他说我愿意。我说你还能种田吗？他说我不懂，他说我会回去开一个小店。但是这个地方如果有机会，我会愿意留下来。

　　刘开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们有强烈的渴望留下来，他们特别的在乎他们自己的感受，这个是权利、尊严。实际上注意到阿星杀人这个故事，实际上阿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为什么杀人？他的不满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

　　刘开明：很多人是怀着梦想进来的，但是他一下子感觉到梦想破灭，他就自卑，但是他又不满，追求了又看不到希望，所以就焦灼，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所以我们感觉到，包括到从广东到上海，最近我在宁波访问了一家工厂，他说我们不只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们一直不甘心，总想找一个出路，找一个前途。

　　主持人（陈文定）：对，包括我在采访阿星的事件当中，我记得很细的一个细节，我们在跟他聊的时候，作为阿星他是很渴望走出这个工厂，不希望永远呆在这个流水线上，他甚至想，哪怕有五千块钱这么一个启动资金，他就想我随便来找一个档铺，来开一个小店，我想作为我们的新生代民工的代表，小吴你应该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工友也有这样的想法？

　　吴静：有很多，像我们的老乡还有同学都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陈文定）：那对于你呢？

　　吴静：对于我，跟他们的想法也是有些不同吧。我家庭可能跟别人家庭不同，所以虽然我很希望能够读高中、考大学，由于家庭条件，只能读中专，从中专分配出来，来到深圳，我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在深圳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然后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去学习，比如说学习电脑啦，还有参加成人高考，希望能够考上大学。在深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要么就是在这里存一点钱，然后回家读书，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