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著名律师 周立太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博士 刘开明

深圳盛捷电子公司员工、新生代民工代表 吴静

　　周立太：对于新生代的民工，我想谈一点深切的体会。

　　周立太：第一，我觉得新生代民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二代民工比第一代民工的文化层次有所提高。现在这代民工没有以前的民工吃苦耐劳，比较现实。第三点，阿星的故事也折射出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折射出了这代民工的教育问题。这代教育既包括法制教育，我很坦率的讲，现在外出务工的就是很现实的，第一是输出力无法普法，这是一个普法的链条的断裂。

　　周立太：比如说每个县的农民工无法普法，输入的老板又无法普法，这说明我们的法制教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单纯的孤立的来看，为了权利，为了尊严就可以杀人的，也折射出我们的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社会责任的教育，都存在着一些诸多的问题。

　　周立太：坦率的讲，在深圳这个地方，每年对民工到底进行了哪些普法教育，这也是很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要说民工，我们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我这个律师事务所就淘汰了三批大学生，第一，他在读书过程中不用功，完全是为了拿文凭而读书。他不能将他学到的东西不能用到社会上，他往往觉得自己所学的东西与报酬不相呼应。

　　阿星杀人事件也反映出民工的社会责任问题、法制问题、受教育问题，受教育不完全是在学校的教育，进入这个社会，进入某个工厂以后，我们这个工厂也有社会责任对他进行培训，对他进行教育。包括社会教育、道德教育、社会责任教育、法律教育，以一个输入力方面，与有关部门也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是要对他的技能教育进行培训，我长期讲，做律师就要做好人，做不好人就做不好律师。

　　因此我觉得具有上述特点以外，阿星事件也折射出劳动密集型的一个城市，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打工仔，或者民工也好，第二代、第三代民工也好，他们都向往城市的生活，首先我们是以政策、法律上的体现平等的原则；第二，我们也不能忽视对外来民工的教育问题。

　　周立太：坦率的讲，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就是民工的教育问题，这个教育我直接影响着如果以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也有对民工的教育的责任，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我们都有维护社会公平这个公平的责任。才能给第三代民工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提。

　　主持人（陈文定）：我觉得他谈的是一个普法的，对第三代民工进行普法，我觉得民工的这种新生代，要融入这个城市，还面临着他们的权益怎么样得到依法的保障，所以，我们每天翻开报纸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比如说民工的权益依然是在受损，而且他们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加班、欠薪”，这种问题常常受困扰。

　　主持人（陈文定）：另外还有签订劳动协议等等都没办法保证。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到的嘉宾是深圳市劳动保障局的陈科长，像我刚才谈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而且你在工作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多不多？

　　陈劲松：应该这样说，虽然我们一再地加大《劳动法》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但是应该说劳务工权益受损的情况仍然存在。

　　陈劲松：在我的工作实践中，应该说也发现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员工首先不了解自己有什么合法权益；有些明明知道自己合法权益受损害了，比如说强迫加班，比如说低于标准工资，但是他为了保证工作岗位（因为现在在深圳要找工作，没有专业的技能的话，也是非常的难）。

　　陈劲松：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他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说远远不够。有时候，甚至我们监察员去问，你这个月拿了多少工资？你有没有加班他的回答都是“企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监察发现，有的企业做得远远不够。

　　这样的话，员工很难说一旦权益受损，并不知道跟单位去协商，或者协商几句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他不知道进行进一步的调解、仲裁、诉讼，他都不知道怎么去采用。

　　陈劲松：往往等到矛盾到一定的临界点，比如说拖欠一个月工资，拖欠两个月工资他也会忍受，只有等到老板跑了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才来找当地的相关部门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解决问题很困难，我们劳动部门或者说政府部门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也很困难。

　　主持人（陈文定）：我觉得是遵守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应该是遵守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获得新生代民工权益的保证。根据新生代民工的目前的广泛的共识，就是说，新生代民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受教育程度比第一代、第二代的高，但是即使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我发现他们在尊重自己合法权益上面比较模糊，他有时候往往倾向于一种“尊重所有”的行规，比如说正常工的时间包括加班之后，大家普遍都能拿多少钱，大家都是这么多，比如说拿八百，或者一千，大家都是这么多，他也就认可了，他并不去探寻说我这八百块、一千块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拿到政府规定标准，他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也是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面。

　　主持人（陈文定）：我觉得是遵守在一个什么基础上？应该是遵守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获得新生代民工权益的保证。根据新生代民工的目前的广泛的共识，就是说，新生代民工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受教育程度比第一代、第二代的高，但是即使受教育程度比我发现他们在尊重自己合法权益上面比较模糊，他有时候往往倾向于一种“尊重所有”的行规，比如说正常工的时间包括加班之后，大家普遍都能拿多少钱，大家都是这么多，比如说拿八百，或者一千，大家都是这么多，他也就认可了，他并不去探寻说我这八百块、一千块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拿到政府规定标准，他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也是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面。

　　主持人（陈文定）：我觉得除了普法，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新生代民工权益的保障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除了政府部门，其实还有一些民间的机构，也是得到政府的支柱，无偿给外来工进行培训，调动各种力量，包括对政府机构一起努力，帮助进城民工以及新生代民工更好的融入城市，比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刘开明博士，就是致力于其中的一员，所以我想问问刘开明博士，你为什么要致力于帮助新生代民工？

　　刘开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刚才陈科长已经讲过，我们政府的劳动权益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民工的法律意识不是很高，今天看到《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也说，我们深圳的劳动争议案件占全国的5％，这是非常高的，这不是说明我的劳动部门失职，这说明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我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工人是知道他们基本权益，但是他们没办法，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大的思考：这个全体考虑钱的问题，而没有考虑背后是什么样原因导致他的经济权利、生命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我觉得民工的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仅仅是通过法律，或者说维权能够解决的。

　　所以，刚刚像陈劲松所说的，我们是从这个分析，来对工人提供一个支持，我们要为“明天”创造机会，这个“明天”不仅仅是对工人，我是为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所带来的社会，这个城市创造更好的机会，像小吴是我们的学生之一，我们这个机构就是从研究、倡导法律援助到教育培训，我们最大的一块还是教育培训。

　　刘开明：刚才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群体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而且这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本是人的可持续发展，而人是谁，不是某些精英，不是说某些名人，像周律师那样的名人，或者说像主持人这样的精英，应该是我们普通的劳动者。

　　刘开明：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制造业工人57％是农民工。我们发现中国最高科技的行业，大家都知道富士康，富士康80％的员工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就是我们中国的产业动员，就是中国劳动的主体。

　　刘开明：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的明天、我的孩子的明天、我的家庭的明天，我所在的城市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明天”，所以说，帮助他们不是因为我伟大，而是因为我们要为我们每一个人创造一个很好的明天，他们是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们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他们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