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文定）：对，我觉得刘博士说的非常好，我也跟陈科长也聊了天，我们在聊天过程中，觉得怎么样让新生代民工融入城市，我觉得不仅仅要关注他们的工作，还要关注他们的生活，包括关注他们的情感，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对于新生代民工的关注点，依照你们的认识，你们觉得应该关注的是哪些？要不从周律师这边开始？

　　周立太：首先我很赞同刘开明先生的观点，第一，就是保证民工的权益不是政府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社会的责任。第二点，当民工的权益受到侵犯，也表明民工维护权益的成本高，比如说现在的工伤赔偿，要1074天，《劳动法》也反映出劳动法还有修改的必要。

　　周立太：第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城市，新的民工群体，首先，作为企业来讲，应该高度的提高维护民工权利的社会责任；第二，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媒体要发挥起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建立一个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才是给新生代民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谢谢。

　　陈劲松：应当说，我们现在政府部门维权，主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也是还劳务工一个公平，一旦他的权益受到损害，我们要维护一种公平，但是应当说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但是我想说，新生代民工遭遇种种困惑，应该说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一旦你遭遇失意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陈劲松：我比较崇尚中国传统的文化，一定要自立、自强，要有拼搏精神，即使你有先天的环境，以及你目前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或者你比别人慢了一步，但是如果你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的话，我想问题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刘开明：我觉得，特别是在广东地区，我现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回避一个最大的责任，我们社会的责任跟政府的责任，我们现在到了应该为和谐和发展支付成本、掏钱的时候了，就是说我们深圳，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的工人那么的困难，我觉得这里面政府跟社会有最大的责任。

　　比如说03年我曾经很仔细的看，这几年我们深圳的财政预算开支，03年是1024个亿的财政收入，我们地方政府花了349个亿，我看看这349个亿里面，没有一分钱是直接用于外来工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

　　刘开明：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我们深圳市劳动局很努力的，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在劳动局都是非常努力的。但是我们一个案件，在中国占5％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没有拿出钱来支付这个成本，没有作一个应有的补偿，这是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教育，这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深圳从349亿里面出49亿的零头，我们就可以解决一百万孩子的入学问题，一个孩子一千块钱，既可以解决一百万农村工的孩子，也可以辅助到民办教育的发展，可以创造整个的行业的发展。

　　刘开明：如果我们拿出二十亿在每个工业区来建廉租房阿星的家庭就可以团聚，就有一个约束网络，使他不要去跟坏孩子在一起，而且这些人可以在这里消费，可以带动深圳的第三产业－－零售业的发展，我们深圳一直是工业占60％，这是不正常的。

　　刘开明：也要拿出九个亿来做培训，就可以解决像阿星这样的小学毕业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工厂，但是我感觉到，他们的命运的问题，不是他们个人或者企业能解决的，是整个社会要关注的，特别政府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

　　主持人（陈文定）：我觉得今天嘉宾里头有我们的政府的代表，也有律师界的代表，也有专门研究民工问题的专家，所以小吴你感觉作为新生代民工代表里面，包括政府也好，包括专家也好，包括社会也好，你希望他们关注你们的是什么东西？

　　吴静：我最希望他们关注的是我们的前途与发展，还有我们的…，应该是自尊吧。

　　主持人（陈文定）：确实是这样，相对于第一代民工来讲，他们可能觉得命运是注定安排的，他可能永远把自己当成农民，但实际上这是因为传统的农民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的，但是实际上新生代民工对于未来的期望值是特别高的，他们的骨子里面，是特别渴望而且渴求能够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我觉得新生代民工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别人不要叫他民工。我想问一下小吴别人叫你民工你是什么感觉？

　　吴静：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自己是外来的，但是也是和大家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应该平等。我感觉民工的概念有一定的贬义。

　　主持人（陈文定）：如果有人跟你说这是一个民工，你肯定会很生气…？

　　吴静：对。

　　刘开明：刚才讲到的是期望，实际上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我们中国共产党所依赖的工人阶级全部是农民工，所以从整个大的政策上还讲，我们的理解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整个国家政策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一定要紧紧的依赖他们，他们是我们的产业工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别，或者受到差别的待遇。

　　陈劲松：我要纠正一下，劳务工这个提法有，我们并且也有劳务工条例，专门对劳务工的合法权益进行的规范，但是这几年来，我们这个字眼已经逐步的淡出，我们的官方语言现在叫“来深建设者”，已经体现了一种尊重。我比较赞同刘开明博士这种民间组织，帮助劳务工合法的维权，同时也可以给政府部门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我认为这种组织很有必要。

　　刘开明：非常感谢。

　　周立太：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制度的设定上不要歧视农民工。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个很怪的现象：在2001年的1月1日，最高法院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明显把农民和城市人实行差别的赔偿待遇。

　　周立太：比如说就拿深圳而言，假如是农民工只能陪几万块钱，这本身是制度设定的不合理。我曾经在演讲的时候强调的这么一个观点，我周立太是农民，你是城市人，那我们两个坐客车，你死了应该得到赔偿，那你应该多掏钱了，所谓义务平等就应该是同样的价格，这说明首先我们的制度设定要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