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播出)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以军事手段残害中国人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三光政策”、“731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这些罪行早已是臭名昭著。但同时,日军在日伪沦陷区大规模推行地鸦片毒化活动却鲜为人知。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段历史呢?
农伟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教授,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日军侵华期间鸦片毒化活动历史的专家。他说,有关日本人在伪蒙疆地区毒化活动的详细资料,都被日方当事人隐匿,由于缺乏日文的资料,日军在中国的鸦片毒化活动的真实历史,始终是迷雾重重。直到1982年,日本历史学家江口圭一的一次偶然发现打开了这一迷障。
农伟雄:江口圭一在日本一个旧书店里面买到了一捆材料,都是旧书也不知道什么材料,后来他一打开,这些材料都是原来蒙疆主管鸦片的日本官员,跑回日本带回来的资料。
江口圭一从这部分资料里,接触到了从未公开过的伪蒙疆政权有关鸦片的内部文件、契约和统计资料。他将这些资料整理成《资料—中日战争期阿片政策》一书,于1985年公开出版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日军在中国的鸦片毒化活动的迷雾也被逐渐揭开。
农伟雄:首先在那个日本的媒体上公布了,这样当时引起了海内外的学者的关注,我们国家都登了这个报道了,以后呢?我们的国家才从翻译所得到的原始材料开始,才慢慢的研究起来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0月,日军占领了张家口、大同、包头和呼和浩特四地,并分别成立了伪察南、伪晋北和伪蒙古三个傀儡自治政府,1937年11月,三个傀儡政权的代表在张家口聚会,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随后颁布《鸦片业务指导纲要》,规定由各级伪政权组织经营鸦片业务。并从甘肃、宁夏等地调运优质鸦片种子,在伪蒙疆地区即现在的大同、张家口、内蒙等地强迫百姓大面积种植。一时间,滚滚毒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而伪蒙疆政权所在地的张家口地区,成为了当地鸦片日军推行鸦片政策的中心区域。
60年后的张家口,这座饱经风霜的大境门城楼,似乎还铭记着当年外敌入侵我大好河山的耻辱。据说,日军当年就是从这里入城的。但除了这座城楼,如今的张家口,我们已经很难找到60年前那场战争的痕迹。谁又能记得起60年前那段毒烟弥漫的历史呢?
几经周折,8月28号,在张家口市人民公园晨练的老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位今年已经79岁的王凤鸣老人。这位八路军老战士对于当年日军在当地强迫百姓种植鸦片的情景,记忆犹新。
记者:当时种的鸦片多吗?
王凤鸣:多。
记者:张家口主要种在什么地方?
王凤鸣:你一出张家口不大远就种鸦片,那个都是在还吸鸦片。
王凤鸣老人说,当年他才10来岁,在别人家打长工时还种过鸦片。每年的春耕时节,伪警察和乡保人员沿村逐户登记造册,分配任务。夏季收割时由乡村组织收集,集中上缴伪政权设立的收购大烟专门机构即烟土业合,谁家的鸦片要是按时交不上来,就会受到日军的酷刑。
王凤鸣:种上鸦片,然后各家各户收鸦片,收烟土,你要交不上,就打你,把你绑在凳子上,灌你辣椒面,受不了的,你又受不了一喊,就用灰堵你的嘴。
为从精神和肉体上奴化占领区人民,当时日伪政府还大肆宣扬,烟农如交齐官烟后,要奖给少量的旱烟、麻布等物资。日军通过欺骗宣传诱迫当地农民种植、吸食鸦片。王凤鸣回忆说,当时的张家口完全被笼罩在鸦片毒雾之下。
王凤鸣:50%的人吸,不能干活,那就是断子绝孙,这是日本人统治的一种办法。
1938年底,日本在东京成立兴亚院总部,这是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指导机构。1939年又成立了蒙疆、华北、华中、厦门四个联络部,蒙疆联络部设在张家口。日本兴亚院成为侵略中国的指挥协调中心,蒙疆地区的鸦片种植、配购是其主要工作。在日本兴亚院的直接“规划下”,伪蒙疆逐步成为了日本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和和对伪满洲、华北、华中、华南毒品的主要供应地。
农伟雄:当时关东军要稳定社会、稳定经济,那就必须提高蒙疆的鸦片的税收作为基础,所以他就把鸦片作为他建立殖民统治里面的经济基础,就是鼓励种植,农民种植鸦片,广泛的号召社会,说种植鸦片可以发家致富,鸦片可以治病,鸦片对国家,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大家都起来种植。
农教授认为,当时日军在占领区推行这种鸦片毒化政策,其用心极其险恶。
农伟雄:最主要目的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配合政治和军事的进攻,第二个从意志上、从思想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抗争意识。张家口本身当时人口也就那么几万人,可是1938年日本一个新闻上材料证明,它的烟瘾者就有3800多人。
位于张家口北部的张北县地处要塞,交通方便,是伪蒙疆察哈尔盟的经济中心,当时鸦片在张北风行一时,烟土生意兴隆。
郑铭,原张北县常务副县长,退休后一直从事张北县历史研究工作,现任县文史参事、县志主编,他是当地唯一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
郑铭(张北县文史参事):当时我们每个村都种,都让种,谁不种不行,这个鸦片的籽种是日本人给发,发到村里面给你定任务,也是跟现在定任务,定下任务以后,秋天交鸦片。我小时候,当时有六、七岁,跟着大人去地里收割这些东西,一个烟团这些大,前面一个花,后面挤出那个汁液,又手指头一抹抹在桶子里面。积攒多了以后,回村进行熬制,熬成这个土烟,然后去县里面交给日本人。
据文史资料统计,从1939年起,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管辖地大肆推行鸦片种植政策,种植面积达90万亩,年收鸦片4000万两。
当时,上海和华北曾经是伪蒙疆鸦片生产的最大销售地。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两位专家所著的《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刺刀下的毒祸》一书中记载,1939年到1942年,伪蒙疆鸦片70%以上都供应到了上海和京津唐地区。也就是说,伪蒙疆地区种植的鸦片不仅危害着当地民众,而且绝大部分都销往中国本地,山河破碎的中国到处毒雾弥漫。
郑铭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张北县所有的村庄都在种植鸦片。在张北县,每年种植鸦片的面积都在万亩以上。
郑铭:当时听我母亲说,我们的张北县的版头有多大,就是4100平方公里,4100平方公里有3500多个村,每个村都种,每个村有保长,就替日本人负责,中国的汉奸,这个时候每家都定一个卡片。
记者:是什么样的卡片呢?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郑铭:那个卡片上,中间是一个圆陀子,那是日本国旗,下来是写上户主的名字,种了多少亩地,在什么地方种的,上面写着秋天你交多少鸦片汁液,最后让你按上手印。然后人家就把这个卡片拿走了,秋天跟你兑现、跟你要。你要交不够,轻者的话还跟你要钱,罚你款,重者的话就去做班房去,所以那时候吓得老百姓不敢不种。
从1940年起,为了筹措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经费和因为战争爆发带来的毒品短缺,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扩大蒙疆地区的鸦片种植,使蒙疆成为中国占领区中最大的鸦片基地。据史料记载,日本通过每年从中国沦陷区获得的毒品收入约有5亿多美金。鸦片不仅为日军提供巨额经济利益作为侵略战争的经费,还严重残害着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
郑铭:在我们这个张北小县城里面,开了十处大烟馆,城里面有八处,西门外有两种。据我们调查了解,当时我们张北县有18万人口,18万人口,据说初步的统计有20%-30%的人都染上了烟瘾,就是鸦片瘾。
8月29号,郑老先生带着我们来到了当年张北县城鸦片馆最集中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居民区。
郑铭:当时抽大烟子人说是骨瘦如柴,面黄肌瘦,在当时候也有民歌给写的,我给你说一说。当时对抽大烟的人有这样的描述:大烟鬼,好吃干的好喝水,躺在炕上好圈腿,半夜三更吹牛皮,十来点钟还不起。这是对当时收大烟的人写的。因为他身体没有精神了。
在当地政府和郑铭先生的帮助下,在张北县城附近的西关村,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日本人逼迫种过鸦片的82岁老人荣兆福,他还清楚记得当年种植鸦片的地方。
记者:当时种鸦片就在这儿吗?
荣兆福:这都种过,过去那会儿,那有棵大榆树呢?大榆树前头也种过,后面还种过,西头也有,也种过,从这走,后边也种过。过去种大烟,现在种白菜。
记者: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大烟有多高。
荣兆福:好的就这么高。
南滩村72岁的贾福美和75岁的马福金老人,也是日军在当地推行鸦片政策的见证人。
记者:你种过吗?
马福金:种过。
记者:你们村子里头,是不是都种啊。
马福金:谁家都种。
记者:不种行不行?
马福金:不种不行。
记者:不种咋办?
马福金:不种就罚你。
当年种植鸦片的土地现在大多都已经盖上居民房,有的建成了宽敞的街道。
谈起那段屈辱的历史,几位老人仍然记忆深刻。他们仍能够回忆起当时鸦片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
记者: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叫抽大烟吗?
当地群众:他就害人吗?让中国人都听他的。都听他的,服服帖帖听日本人,他好统治我们。
记者:我还听说抽大烟有卖妻子的、卖老婆的。
当地群众:有。
记者:卖老婆有卖儿女的。
当地群众:有,确实有。
记者:还有活不过去的,没有烟抽,就上吊了的?。
老头:有,没办法的。
在日伪当局的纵容和支持下,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当时的调查,在日本沦陷区下的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万余亩,吸毒人数更高达3200多万人。
农伟雄:整个一系列那种毒品的工业化的过程,都在全社会泛滥了,这样毒害的人就更多,毒害面就更广。
日军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我国政府都曾对日本在华推行鸦片毒化活动的罪行进行过审判。
农伟雄:日本是1912年就参加了国际禁毒公约,到1931年这四个文件,他都参加了,一面参加禁毒公约,一面背地里在中国贩卖鸦片,屠杀人民,这样日本野心在世界上暴露无遗了。大家更加知道了,日本到中国来,不单三光政策,细菌屠杀,等等,还有一项就是鸦片来屠杀,来推残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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