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无法消除流动性过剩 其根源是经济结构

　　《瞭望》文章：调整结构方能治本

　　在日益开放的经济体内，过剩的流动性与结构性问题叠加，可能诱发深刻的经济危机

　　文/左小蕾

　　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呈“高增长低通胀”态势，随着经济结构问题日益凸显，这种理想的运行状态能否继续保持面临极大变数。

因为结构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总量指标会发生变化。因而，必须对长期的结构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切实行动推进结构调整，否则宏观形势不仅不会乐观，甚至可能诱发潜在危机。

　　经济指标有其脆弱性

　　“高增长低通胀”是经济学描绘的最理想的经济局面。但在经历了连续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后，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出现“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等问题，这意味着“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微观基础在改变，我们必须正视和动态地把握这种变化。

　　首先，“高增长”可能是过度投资推动的。根据2006年GDP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平均数据匡算，每一个单位的投入仅带来0.4个单位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应该说很高，其处于规模效应递减的状态亦很明显。

　　在这种状态下，短期内要保持高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加大资本、劳动力以及其他投入。2005年，单位GDP增长需要增加固定资产投入2.57个单位；2006年上半年更增加到2.98个单位，这意味着一倍的GDP增长，需要近三倍的投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之粗放可见一斑。

　　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推动，规模效应的递减趋势只会加大不会减小，换句话说，未来我们要保持目前的增长水平，可能需要4倍、5倍甚至更高的投入，而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状况所不能承受的。

　　其次，“低通胀”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资源和能源价格的控制有关。比如，成品油不随国际油价调整，对短缺的运输和公共交通服务的价格给予不合适的补贴等等，使得CPI无法真实反映通胀水平，此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一般消费品产能过剩问题，也使上游原材料涨价无法向最终消费传递，因而亦无法通过CPI显现出来。

　　在经济结构存在诸多矛盾的情况下，一旦某一环节集聚较大问题，“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局面就会被改变。所以中国经济的宏观指标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必须重视结构调整

　　结构不仅改变总量指标，改变增长态势，严重时甚至可能诱发经济危机。

　　日本此前经历的泡沫十年，资产价格不过是危机的导火线而已，其真正的问题还在经济结构：巨额的外贸顺差，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是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

　　而当年东南亚各国，也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忽略了结构调整，开放与内部经济结构没有同步的发展，最后被发现这些问题的外国资本的快速流出，从而结束了靠投资推动而不是全要素增长的亚洲奇迹。

　　纳斯达克2001年的崩盘，实际上也是信息产业的结构问题，其暴跌不仅粉碎了“新经济”神话，更一度令美国经济全面放缓。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经济结构的问题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是因为结构问题改变了宏观经济整体基础，使得证券投资资本恐慌性外逃，从而引发大规模经济危机。

　　所以，结构的问题才是危机的根源，资产价格不过是导火线。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很多结构性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贸易顺差过大问题，储蓄－投资不平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问题，金融体系不健全问题，资产价格泡沫风险不断积累的问题，等等，如果这些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必然对总体经济带来影响，这时候若再有大量投机资本对结构的脆弱部分进行攻击，很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所以，未来在紧缩流动性的同时，必须将经济改革的着力点放在结构问题上，否则，看似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基础，就会被不稳定的结构所撼动。特别是在大量资本流入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的背景下。

　　结构调整当以市场化为主

　　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是新问题，但在今天强调这一点，有其现实意义。因为今日中国的开放度，已远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中国所比，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内，结构问题必然暴露在流入流出的资本面前，接受其挑战与冲击。这种开放背景下的较量，使我们必须着力于填补自身纰漏，“真刀真枪”地进行结构调整。

　　过去结构调整成效甚微，既可能与危机意识不足有关，也可能与调整和改革的方式有关，因而，这里想特别强调以市场化为主进行结构调整。

　　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可以少一点行政划拨，少一点人为的集中安排，多一点市场的竞争行为。中国的家电类一般消费品从上世纪90年代就有过剩问题。但由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企业转型，产品的更新换代，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过剩产能等，都由市场引导完成了一轮一轮的调整，没有给经济带来困扰，这之中，市场调节功不可没。

　　再比如投资结构的调整，是否可以少一点对新增项目的事后严查，少一点“窗口指导”，多一点土地价格、资金价格和其他资源价格的市场配置，能否更多依靠要素价格变化提升利润空间，更到位地优化资源配置，改变盲目投资、过度投资的现状。

　　外贸顺差调整，实际上是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问题。是否可以从企业的成本，劳动力工资合理提升、社保医保体制完善及环境保护约束等方面着手，促进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把调整的好处留给社会；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改革要匹配出口产业的调整水平；降低出口退税的税收补贴，对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会有积极的意义。

　　融资结构的调整，则应更强调银行在盈利模式和经营模式上的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为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企业的多种融资渠道等，而不是简单地控制新增贷款或信贷规模。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移，应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思路去改变GDP增长方式，特别要加大经济和社会制度性的改革来实现这种转移。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制度性的改革主导的，且创造了多年“低投入，高增长”增长模式。今天增长模式的转移当然要向更高层次转移，但是，制度性改革一定要成为转移的主题曲，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从“粗放”走向“高科技”，也不仅仅是“高能耗”走向节能环保，是制度性转移，实际上是最根本的转移。

　　在一些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政策应该有相应的干预。比如设置“准入门槛”推动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等等。对于垄断行业的价格干预，应该是向完全竞争的均衡市场价格方向的干预，而不是保护性的反向干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日益开放的中国必须对结构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更深的理解，中国要保持稳定的增长，要应对全球复杂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必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市场化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放在首位。（作者为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