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慢设立“见死不救罪”

　　当道德的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是否可以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昨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来自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

（4月24日《重庆晨报》）近年来，“见死不救”的现象频频见诸报端，令人扼腕。设立“见死不救罪”，有利于唤醒人们道德意识，其出发点无疑是善意的。但在我看来，还是且慢设立“见死不救罪”为好。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救死者”受伤害后谁来赔偿？法律强制人们履行“救死”的义务，首先必须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而我国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有关见义勇为赔偿方面的法规。从一定意义上说，“见死不救”现象的“层出不穷”，在很大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见义勇为者屡屡得不到赔偿、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伤透了无数善良的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救死”公平吗？怕只怕更多的人遇到需要援救时，一味地选择逃避，甚至出现宁可犯法，也不愿“救死”的怪事。

　　再者，如何认定“见死不救罪”，在具体法律实践中恐怕也是一个难题。认定“见死不救罪”，关键是认定其有无“救死”“能力”。然而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人的“能力”也是此一时彼一时。比如我们没有救援一个落水者，怎么认定我们会不会游泳？是以游20米还是以游500米为尺度认定有“能力”游泳？假如我们当时有病确实不能下水，又该如何认定？再假如我们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一群人，法律要不要对这么多人都治罪？倘若我们人人都成了罪犯，法律岂不在置自己于尴尬的境地？

　　“见死不救”治罪，在国内外法学界其实一直就在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设立“见死不救罪”有悖现代法治精神。事实上，即使在一些对“见死不救”治罪的国家，也是有特定指向的。比如德国，如果汽车司售人员对乘客遇到的紧急事故，有能力救援不去救援，就免不了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并非临危者人人有罪。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需要提倡、鼓励和维护，但法律不可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