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检察官忆高考 改变人生方向的青春细节(图)

柯汉民

　　享用不尽的财富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柯汉民

　　■高考时间：1977年 1978年

　　■院校：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由于留给我的只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我不得不夜以继日地扑在书本上。虽然蚊虫叮咬，汗流浃背，但当时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半个月的复习经历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刻骨铭心的。

　　在柯汉民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跨入大学校门进行深造，因为他觉得读大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种经历，所以无论是读小学、上初中，还是上高中，他都是一门心思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1978年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之前，柯汉民已经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最初两年，他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成员，在湖北老家大冶的农村驻村蹲点，工作结束后回到县委办公室，做县委书记刘树维的秘书。如果继续工作下去，既风光也很体面，但柯汉民不这么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就报名参加了，因为刚做秘书工作，并且考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是自己喜爱的法律和新闻专业，他选择了放弃。

　　到了第二年，柯汉民又把自己的想法跟县委书记刘树维说了说，老书记很开明：“没问题，但我只能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在柯汉民之前，彭清华是刘树维的秘书，他在老书记的支持下，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如今在中央政府驻港办工作。

　　刘树维是南下干部，在我的心中，老书记既是我的领导，更是一位严师，教给了我很多为人做事的道理。后来老书记从湖北黄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离休，我只要回老家，几乎总要去拜望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领导。

　　在老书记的鼓励下，我投入到了紧张的考前复习中。填志愿的时候，我看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校名，只觉得眼前一亮，便义无反顾地“相”中了她。一个多月后，一封邮局挂号信悄无声息地寄到了我的手中，拆开一看，正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因为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嘛，所以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说实话，我并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激动。

　　但半个月的辛苦总算如愿以偿，我还是十分高兴。父母同样也显得很平静，并没有特意招来亲朋庆贺一番，只是默默地为儿子准备着远行的行囊。

　　从大冶坐汽车到武汉，再乘火车经湖南株洲、贵州贵阳北上抵达重庆，三天后的一个深夜，当时年仅23岁的我肩挑背扛着行李，独自一人于黑灯瞎火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泥泞小道上时。到学校时，我有点失望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殿堂原来竟是这样的简陋和破烂不堪！

　　生活、学习条件的艰苦很快被强烈的求知欲望冲淡了。因为有了几年的工作经历，从书本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和知识就成为柯汉民这一拨人这时候最大的追求。西南政法学院78级只招收了法律专业10个班，共360多人，另外还有两个师资班，大家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有的同学甚至拖儿带女前来上学。柯汉民在学校里不是老大哥，但也不算小弟弟，然而不管哪个年龄层次，对知识的如饥似渴都是他们那时唯一的精神动力。

　　大学四年，虽不敢说是头悬梁，锥刺股，但至少可以说是面壁清心，埋头攻读啊！

　　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就自己想尽办法去找书，学校的图书馆里经常可以见到那样一排排借书的长队，而一旦借到一本像样的法律书籍则是最令他们兴奋的事情。师资力量缺乏，老师和同学们之间就互帮互学，共同启发提高，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图书馆、教室、食堂和宿舍，四点一线之间，是柯汉民他们皓首苦读的身影。他们立志要为百废待兴的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歌乐山下，渣滓洞旁，成了他们互相励志的天然讲坛。入得夜来，他们又继续在集体宿舍里挑灯看“剑”，交流切磋。

　　一个个晨昏，一幕幕场景，这种学习氛围和上下求索的精神，让柯汉民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激动不已。

　　大学时我钻研得比较深，也比较精，不仅能将刑法、刑诉法很多条文背下来，而且喜欢研究这些法律条文背后所展示的法律精神和立法原意。看的书亦相当庞杂，中外各种法系的书籍都有涉猎，还看了很多法学、文学和历史方面的的书。

　　与有的同学比较注意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相比，柯汉民的兴趣似乎更在于实务方面，所以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就是有关刑法具体罪名的研究。而每个寒暑假，柯汉民几乎都要联系有关单位实习，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他都去锻炼过。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四年的大学时光很快就悄然过去，而柯汉民这种极爱读书、注重实务的秉性却在他以后的各种工作岗位上一脉相承下来。

　　四年的法律专业系统学习和知识积累，为我打开了法学的大门，引领我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养成了一种职业思维能力，锻炼了我的职业精神，更坚定了我的职业理想。这些让我一生都享用不尽。

　　1982年8月，怀揣着“雄心壮志”的柯汉民和几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北河沿大街147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院报到。这里原是老北大的一个分校，由于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还没几年，由图书馆改造而成的办公楼等基础设施也都比较陈旧，很有些年头的楼梯则显得斑驳不堪，楼板间缝隙随处可见，到了夜里偶尔还能听到老鼠在叫。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聚集了各方面的高层次的人才。能够被看中而到共和国的最高检察机关工作，柯汉民说自己非常幸运。

　　到了高检院机关不久，柯汉民就被分配到河北正定县检察院挂职锻炼，那时已是1983年，正逢全国“严打”斗争全面展开，基层工作之忙，案件非常之多，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不过，恰恰是在这样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环境里，使得他在大学里所学习的刑法、刑诉法知识都派上了大用场。在基层的一年里，柯汉民熟悉了基层检察院的工作方法、工作程序，锻炼了自己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他深深感到，基层是个广阔天地，能让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同志有充分的作为。

　　实习锻炼结束后，柯汉民在高检院机关先后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民事行政检察厅和法纪检察厅工作。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民事检察工作研究小组的成员，参与了诸多民行检察工作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并为这项工作的开拓性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研究，都要从检察工作中来，再到检察实践当中去。所以，我以为当前大学法学教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面向基层，多注重实践。

　　现在一方面是基层法官、检察官断档比较严重，另一方面不少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虽然很难找到工作，但却不愿意到基层去。柯汉民为此忧心不已，他因此善意提醒一些大学毕业生们，要想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自己，就要立志从基层干起，“那里不仅可以将所学的知识尽快付诸实践，而且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空间也将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