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检察官忆高考 改变人生方向的青春细节(图)

1979年，吴竟忠初到重庆

1980年，全班参加歌咏比赛

1983年，全班毕业合影

　　遥想当年登科时

　　■姓名：吴竟忠

　　■高考时间：1978年、1979年

　　■院校：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

　　■工作单位：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

　　恢复高考，改变了文革后一代人的命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1962年出生，先后参加了两届高考，1978年和1979年。第一届由于填报志愿不理想，录取的是中专，放弃了。第二届如愿以偿，进入西南政法79级法律系法律专业。

　　当时，我在广东至今拥有101年校史的东莞中学就读。

　　东莞中学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这里既有历史文化因素，也有现实原因。冥冥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机缘，从出生到上大学，我所住的一座房子，为清朝科举榜眼陈伯涛的旧宅藏书阁，那种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从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中，均能让人感受得刻骨铭心。尽管文革十年，斯文扫地，学校经常停课闹革命，但我们东莞19巷的孩子们非常幸运，恢复高考两年间，从这里走出的大学生达20多个，而全东莞县也才30多人。

　　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杨宝林老师，后成为华南农学院教授，知识非常渊博，中国红薯引进的历史，就经由他考证而来。他经常给我们开小灶，背唐诗咏宋词唱元曲，还组织我们成立了一个流花诗社。那年春天，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填了一首词《临江仙·春日感怀》：

　　“春醉刺桐红烂漫，长堤柳绿垂波，群峰雨过碧巍峨。飞花芳草径，短笛和春歌。

　　大好春光应自励，祖鞭频着如何？青灯黄卷补蹉跎。槐花黄透日，煮酒庆登科。”

　　一语成谶。这年秋天，我17岁，槐花正黄时节，再考再中，登科煮酒。当年的录取比例，仅为两百分之一，即两百名考生中取一人。

　　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的高考，真叫人感慨万端。如果当年高考没有恢复，我们这些应届高中生，不管你多么优秀，或多么顽劣，高中毕业以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下乡当知青；再一条，就是偷渡到香港。偷渡到香港，前面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成功，一条路是失败。偷渡成功以后，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上老板，成就一番事业；一种可能是永远为老板打工，苦力的干活。而一旦偷渡失败，被乱枪打死在大海里，那将是家人永远的痛。

　　所幸的是，我们高中毕业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一条曾经被堵死的从平民中拔擢人才、培养人才的历史通道重新打开，社会又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

　　四年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毕业的时候，适逢深圳撤县建市，我分配到了深圳，成为深圳市检察院第83位在编检察官，同时也成为深圳检察系统第一位法律系应届毕业生。

　　毕业以后，我先后两次奉命组建区检察院，先是南头区院，现为南山区检察院；再就是龙岗区检察院。都是当开荒牛，从零开始。租农民房，搞基建，招干警，抓业务。29岁副处，31岁正处，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检察长。虽然15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是副检察长，但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特区从荒芜弱小，到繁荣发达的全过程；我参与并见证了深圳检察机关从草创到壮大的全过程。

　　我深感庆幸的是，四年大学打下的法学基础，使我在检察工作中游刃有余。这两年，我所在的盐田区检察院，我所主管的部门，办了三件影响全国的大案。一个是廷苑酒店偷税案，为国家挽回损失5000多万元，我们检察机关追回的现金，就高达3700万元，该案被列为全国十大税案之一。

　　再一个就是超美科技商业秘密侵权案，为此案我曾两番率队前往北京向高检院专程汇报，此案的成功办结，使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现在又恢复了勃勃生机，每年向国家纳税3000多万元。

　　最近，我正在负责办理的一个大案，就是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窝案之一的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尚金受贿案，该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深圳市检察院侦查，最后，交由盐田区检察院负责起诉。

　　（本文根据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