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检察官忆高考 改变人生方向的青春细节(图)

1978年9月27日的粮食供应转移证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陈国海（后左）和父兄合影

　　两进考场

　　■姓名：陈国海

　　■高考时间：1977年、1978年

　　■院校：空军二炮学院�熛挚站�工程大学导弹学院��

　　■工作单位：江苏省检察院

　　1977年12月，我参加文革后全国首届高考，考分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但由于人为因素被取消录取资格；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以超过分数线28分的较好成绩考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打开尘封30年的记忆，往事历历在目。

　　1959年1月我出生在军人家庭。1970年1月父亲受部队委派到江西吉安市一个军工厂担任军宣队队长。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在“文革”中度过。那时教学秩序非常混乱，学校搞开门办学，一会儿“把课堂搬到田头上”，一会儿“把课堂放到车间里”，大家还忙于闹斗争。记得有次化学老师回南京探亲，回校上课时说“南京板鸭真好吃”，第二天就被“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大字报淹没了。那是一个价值观扭曲的“火红年代”。“白卷英雄”张铁生对我们影响很大。教材内容非常浅显。作文教学常常让我们写“学工学农心得”、“批判心得”；物理课的机电一科，学的是如何开手扶拖拉机。业余时间我们就偷偷看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等。

　　那时候个人前途很迷茫，高中毕业后只有当兵、留城当工人和下乡三条路。按有关规定我毕业后就到厂里做了临时工。那真是一段“迷茫并快乐着的时光”！

　　1977年10月的一天，我在家忽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重要新闻”——要恢复高考了！我当时激动得眼含热泪，连声高呼“邓小平万岁”！可拿起书傻眼了，那点知识早还给了老师！没有复习大纲，没有好的教材，更没有参考资料。衷心感谢我的中学化学老师郑应光！他是文革前的北京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生，辅导我从小学三年级课程开始系统复习。

　　1977年12月的一天，因为极少考试，我紧张得浑身难以抑制地颤抖着走进考场，考了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四门课，记得语文只考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要求作一篇记叙文。看到题目我惊出一身冷汗，考前没有复习到。我搜肠刮肚：“四人帮”被粉碎，毛主席、周总理去世，都很难忘，但脑子里没有细节，难以展开。我又迅速调理思路构思内容框架：我是一名知青，在大队队部进行着入党宣誓，一位老农拿着带血的衣服讲述着与白匪斗争的故事，那真是难忘的一刻！直到铃声响起才写完最后一个字。出考场后老师分析没跑题，大分拿到手了。

　　那时不公布分数，也不知道最低录取分数线，直到1978年1月的一天，市招生办一位同志透露，我总分超过分数线13分，但厂革委会以“没有下乡”为由取消了我被录取的资格。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我母亲多次找厂革委会领导据理力争，但领导不置可否。有人出主意：到省城南昌，找省委副书记黄璜。于是我们带着惶恐、满怀希望地踏上了申诉之路。当时刚刚“拨乱反正”，上访人员蜂拥而至省委、省政府，我们只好将信请哨兵转交，但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母亲头发全白了，我第一次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接着，母亲送我到父亲部队所在地福建长乐县插队。我白天跟大家一起下田劳动，锄草、施肥、割稻、送公粮，晚上拿起书本看书做题。干活一天下来又累又困，晚上两个眼皮直打架，那真是对自己信念和意志的考验！遇到不懂的问题，我记在“问题簿”上，每周骑车半小时去长乐县二中找老师问，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成绩迅速提高。

　　1978年7月，我忐忑不安地再次走进了考场。那个考场第一科数学考完，已有一小半人放弃，第二天考理化，走掉了一半。

　　去看分数榜的情景终生难忘！那时查分数要到指定地点看榜，录取率很低。记得我去公社大院看榜时，一路上心跳加快，双手颤抖！就个人命运而言，是否中榜是“穿草鞋”与“穿皮鞋”的分水岭，中榜意味着一个农民将成为国家干部。看到我总分393分，我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应验了一句俗话：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填写志愿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记得送志愿表的前一天晚上，我犹豫不定，当过新四军的父亲大手一挥：“别乱想了，上大学又参军，多光荣！”一念之间，我开始了整整20年的军旅生涯。我被空军二炮学院（第一批录取的重点大学，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基层空军部队，先后任助理工程师、参谋、连长，后到南京军区空军机关任参谋、军事研究员，1998年转业到了江苏省检察院。

　　以我自己的两次高考经历来看，高考制度使整个社会形成了有序、高效、良性的竞争，其意义远远超过恢复高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