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访谈：回望改革

关注三农问题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政府退出和重新进入的逻辑

　　《南风窗》：到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已经相当尖锐了。有的说是缘于大包干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效益已经发挥殆尽，有的说与实行市场经济有关系。

　　温铁军：我不得不说这是个规律，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规律总之是不可逆的。

　　第一，世界上任何一种跟进型工业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规律的制约──只要后发国家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就一定是更多地从三农提取剩余，或者说资本积累。

我做的研究显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中，从绝对值来看，从农业获得的剪刀差是不断增加的，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剪刀差的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的，这一点从图形来看就更明显。也就是说，不仅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进行原始积累的时候，要大量集中使用农村劳动力于国家基本建设，还要通过剪刀差从三农提取积累，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同样如此。

　　第二个规律呢，只要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要素，一定是会把要素从低收益领域配置到高收益的领域。大家知道，农业是低收益的经济领域，农民收入达不到社会平均收入的水平，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会把农业三要素抽走，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而且是大量净流出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不衰败的。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就说，土地是娘、劳动是爹，资金是儿；如今是娘被征占爹外出，不孝儿天生地嫌贫爱富，这家就完了。这就是规律。

　　这两个规律都是不可逆的。规律在那摆着嘛，无论谁搞政策也不外乎是怎样顺应规律而已。

　　《南风窗》：您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主持了一个有关基层矛盾的调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发现？

　　温铁军：我们的研究发现，每次宏观经济危机发生之后，都连带造成乡村治理危机。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经济危机的代价在向乡村转化。这不是人为的，也只是规律的作用。

　　1988年中国物价指数上涨达到18.6%，1989年出现了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危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接着导致城市的消费需求下降，当然也造成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下降，也就是说城市发生的危机转变为农民现金收入下降；导致农民交不起必须用现金支付的管理成本和公共开支(比如教育、医疗等等)。农民现金支付能力下降，就导致乡村公共治理危机。乡村政府就要动员所有拿财政钱的人，到农民家里挨家挨户串门，催粮催款，导致乡村发生冲突。就这么一个构成逻辑解释的因果链条。所以，制度变迁的代价最终是由中国的内部第三世界──农村来承担的。

　　1988年出现的物价上涨，是我们试图一次性放开价格，“初涉市场经济汪洋大海”时出现的第一次呛水。接着，1994年到1996年，物价指数高达24%，这是初涉资本市场(房地产、股票和期货市场)的汪洋大海出现的第二次呛水。在那两次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至今足够一个周期的10年间，再没有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

　　《南风窗》：您认为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从最不经济的农业和农村领域相继退出的结果。而 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以后，政府又重新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再次进入农业和农村，今天的重回农村与改革开放之前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举措将可能对改革发展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温铁军：上世纪50年代，政府进入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三农剩余，留给生产队的只是保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那当然只能先按人口分配，就难免会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普遍亏损，集体债务大量增加。这时候，“公司主义”的政府当然就会选择退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自发回到传统小农经济的大包干。

　　后来，政府又有90年代的“二次退出”。第一次政府只是退出了农业生产领域，并没有从其它涉农经济领域中退出，比如说供销社、粮食部门、农业金融、农机生产等。政府从农业退出之后全面恢复小农经济当然有交易费用陡然增加的制度成本，这些政府下属的涉农部门不得不承担；于是出现了很多地方的供销社不景气，信用社亏损等情况。于是乎，在市场经济几乎成为意识形态的初级阶段，政府就从这些不经济的涉农领域中渐次退出；这就是我所说的“二次退出”。但是，有些部门是不能完全退出的，比如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部门还有一定行政职能，也就处于半退出状态。所以，政府过去渐次退出不经济的涉农领域，对于农村经济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因此才有近几年的政府再次进入农村。

　　这次政府重新进入农村，选择的方向和重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先解决农村的公共品问题。我们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这恰好是2002年末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要把财政新增开支主要用于县以下，解决农村基层公共开支的问题；国家支农资金主要用到村以下，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项目需求。这两条，是十六大召开后就定下来的，2003年的一系列新政是按照这两条去安排的。因此，我才说这个时期的农村新政，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政府重新介入三农。农村新政重新进入的，并不是生产领域，而是进入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领域，客观上对于缓解三农问题，对于化解中国基层矛盾有着相当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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