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图)

“从博士毕业以后，我和萧红从来未曾‘离婚’”。图为葛浩文在广州银河公墓拜谒萧红先生

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愉快，原因在于根本不用“合作”图片均由葛浩文提供

　　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

　　如果说葛浩文与中文结缘始于台湾（“留学”台湾期间开始学中文并对文学发生兴趣，最初试刀的翻译作品是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黄春明、王祯和的小说），其事业的高峰却根植于中国大陆。

　　讲到文学研究，他的体会是“没有萧红我什么都不是”；讲到文学翻译，他念念不忘老一辈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

　　首次中国大陆之行，令葛浩文毕生难忘。

飞机降落首都机场时，他诧异地看见停机坪上人来人往，飞机不得不绕来绕去，躲避行人。走进航站楼，刚取到行李，电灯突然全熄了，一问，说是下班时间到了，关门打烊。

　　在北京，他拜访了杨宪益和原籍英国的夫人戴乃迭。当年中国“竹幕”紧闭的时代，葛浩文在海外读到的中国文学英译本几乎全是杨、戴二人的译笔，从古典诗词到《三国演义》再到鲁迅著作，无一不是。杨、戴在当时中译英领域的“垄断”有点类似今日葛浩文在小说翻译领域的“首席”地位。

　　听说杨宪益嗜酒，葛浩文带去一瓶白兰地（或威士忌，他记不清了）和一本他翻译的萧红《呼兰河传》，表示对杨、戴的敬意。那次见面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葛浩文得到了翻译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的机会。这本书本来在戴乃迭手上翻译，她诚挚地对葛浩文说，“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若她翻译，恐怕会译成1950年代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

　　戴乃迭说得没错，葛浩文的译笔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一脱老辈翻译名家如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圈中人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者）文字中过时的翻译腔。

　　《沉重的翅膀》是第一部得到商业出版的葛译当代中国大陆小说。它并不是葛浩文本人钟爱的作品，却是他翻译生涯上的一个重要关节。葛浩文由此接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当代中国大陆小说。

　　步向事业高峰的契机，是翻译莫言的《红高粱》。在朋友家读到这部小说时，他冲动得不能自已，对自己说：“这才是我想翻译的东西！”他试译了八个章节，投给纽约的一家出版社。

　　一天，在旧金山女儿家中，电话响了，找葛浩文。“天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我女儿的电话号码”，还来不及问对方是谁，电话那边急切地说：“这小说我们要了！”当即给葛浩文开了个价——这个穷书生从来没见过的十分可观的数字。

　　当时，葛浩文的好友、旧金山华人作家谭恩美正因《喜福会》文名大噪，她听说此事，便提示葛浩文稍安勿躁。她把自己的出版经纪人SandraDijkstra介绍给他，由这位珊迪女士出面与出版社洽谈。

　　珊迪为《红高粱》争得了比原价高四倍的版税。

　　中国文学在美国市场十分有限。如果只靠翻译，葛浩文一年或能收入五六万美元，或许只有两万。虽是名家，他有时不得不接手翻译一些不感兴趣的作品，为稻粱谋。

　　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葛浩文并不喜欢，但也觉得美国年轻读者可能有兴趣，出版社通过珊迪请他翻译，他没有拒绝。

　　哪怕翻译《北京娃娃》这样的小说，他也不乏乐趣。小说中有一段高中“礼仪口诀”，全是四字押韵，“坐姿端正，两腿莫翘，站立挺拔，收腹立腰”之类，葛浩文权当智力挑战，殚精竭虑，反复推敲，力图翻译成同样整齐押韵、四四方方的英文短语。他为翻译这些“豆腐块”、“狗皮膏”耗费了不合比例的劳动，每天磨到深夜，夫人再三催他，“老葛，快来睡吧”，他总回答，“再等等，再等等，最后一句了……哎呀找不着韵脚了！”

　　对他来说，“翻译永远意味着‘未完成’”，没有一部译作不是修改了四五遍以上才定稿的。一旦交付出版社，他就不敢重看自己的翻译，生怕忍不住动手修改；他甚至拒绝在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之类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译作，免得读了一两句就不满意而卡在那里。

　　这个认真的翻译家，经常看出原著中的各种错误，以至于抱怨中国文学编辑总体素质欠佳。他力求自己的翻译“不比原文更坏”；但若有人说葛浩文的翻译比原文更好，他也会不悦。他不愿越俎代庖，替原文润色，改变作者的表达。他只想老老实实地尽一个译者的本分：“我葛浩文做翻译一点也不马虎。我不马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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