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不是万能的”

　　治理荒漠化，这是SEE创立时立下的鸿鹄远志，掷地有声。可是运行了两年，开了很多次会，开到企业家如何自我管理、“宪政”实验成了媒体聚焦点，而荒漠化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甚至阿拉善是不是荒漠化的源头和中心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2006年，张树新、杨利川、韩家寰等7个企业家去沙漠里呆了7天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去向当地农牧民、NGO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所有相关政府部门找答案。

　　“企业家精神就是觉得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没什么是不能克服的。”韩家寰认为这是他和朋友们的共性。所以深入当地起初也延续着企业式的思维方式：给农牧民好的教育和培训，让他们有机会去到效益好的农业企业工作；引入太阳能和沼气，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砍伐梭梭树用作柴火……但慢慢的，他们发现，在自然之力面前谈“治理”未免过于狂妄，减缓和遏制人为因素的推波助澜，让自然有自我恢复的喘息之机才是更为恰当的选择。国家每年关于遏制荒漠化的财政资金有上百亿之多，政府做了什么？企业家的这点“小钱”又能做什么？阿拉善的居民是当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主人，他们的想法和意愿是怎样的？他们习惯耕作后围着篝火跳舞的生活觉得很快乐凭什么让他们去上班呢？……“企业家不是万能的，我们对老天爷了解太少了，也没有意识到体会当地人的心理和需求。社会、民情、文化必须要与自然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做政府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比企业复杂多了。”走完这一趟韩家寰感慨道。

　　7个人回来后整理出一份报告，在理事大会上向所有理事做了汇报，得到了一致认可，并进一步确立下了SEE未来三年的战略计划。除了对待荒漠化的态度，另外两点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以当地民众为主体，引入国外NGO“社区参与”的工作理念。“村民经过培训，自己来规划生态目标，自己提出项目，把决策权和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我们出一部分资金，政府的一些财政支出也通过我们的渠道来给。”杨利川说，这是SEE在试图为当地创造一种“内生式的民主自治”；其二，摆正与政府的关系，不做“社区二政府”。“我们与政府是合作但独立的关系。”张树新认为自下而上地弥补一些大型工程性项目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不足，使得巨大投资在最末端的效果得以凸显，是SEE适合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拾遗补缺。”

　　“现在的NGO就像三十年前的民营企业”

　　杨鹏领导的秘书处，是SEE的具体执行团队。现有正式工作人员26人，NGO背景和企业背景一半一半。“NGO背景的具有强烈的价值取向，但做事专业性略差；企业背景的价值取向弱一点，但贵在专业性强。”杨鹏有志在他任上带出一支队伍，将理想主义与专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但在中国NGO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的大背景下，似乎还是未竟之愿。

　　鉴于此，王维嘉犹豫了许久，还是在章程中写明，SEE是“企业家发起并参与管理的一个组织”。“也就是说出资人除了拿钱还在干活，而且是义务、倒贴着干。”为了确定章程初稿，他就自费飞了一次上海、 一次深圳去征集意见。“在比较成熟的企业和NGO，董事或执行理事就是一个季度开一次会，没有什么别的事务。但中国还处在过渡期，公益组织的管理人才非常缺，这有点像三十年前民营企业刚起来的时候。”再有个两三年，等基金会慢慢发展起来，与协会之间的关系理顺，章程成熟，章程委员会的使命也便完成了。“我的任务就是把它结束掉。”王维嘉这样总结。

　　为了筹备基金会，王石刚刚带队去到美国考察，看到一流的公益组织都有类似企业的严密管理，这是他所主张的：“企业管理的很多原则和制度，对公益事业发展会有很大帮助，比如透明不讲黑箱、讲规则不讲权谋、注重目标管理、注重制度建设、讲求效率等。”

　　张树新则对NGO走向职业化喜忧参半：“职业化是一个好事，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但如果纯粹当成职业，又很可悲了，NGO的献身精神和打工文化是有矛盾的。”有秩序、有执行力、有科学精神、有职业精神，同时还要有热情和理想，这是NGO工作之难。“就像在中国做媒体一样的难，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就更难了。”张树新笑起来有点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