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系列之九：中国外交新格局

　　主持人赵晖：宫老师给我们很多启发，太阳底下无新事。不过虽然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每一代都是新生的人，所以每一代都带着自己崭新的观感和感觉、崭新的人生重新开始。说到2009年的中国外交新格局，这次大家感受比较深刻的是这次奥巴马来的时候最后接受了中国《南方周末》的采访，采访中他更关注的问题是贸易摩擦、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适逢贸易战乱，暴露中国持有外汇的单一性，我看美国的媒体他们关心的问题完全是不一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想，中国已经加入全球化进程很多年了，但是普通的中国人也好或者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和西方的精英所关心的问题始终是存在落差的，吴强刚刚从德国回来，请你谈一下这个问题。

　　吴强：我个人对外交没有研究，对欧洲的外交也好，对中国的外交也好，所以要谈，要不然谈欧洲的内政、要不然谈中国的内政。前一阵子我写了一些论文讨论中国的社会运动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当然也包括气候政治，从这些角度来看，今年也好，明年也好，好像不是中国外交面临新格局的问题，而是世界外交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中国的外交似乎停留在一个旧的格局上面，实际上是面临着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个落差，认识落差某种意义上讲是在这个层次上发生的。

　　刚才宫老师也谈到气候问题，好像气候问题因为哥本哈根会议马上就来了，两个礼拜不到就来了，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中国外交上的挑战、一个课题，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出有很多调整性的身段，仍然以共同有差异的责任的原则应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想多谈一下哥本哈根会议这种气候外交背后的欧洲气候外交的基础，以及对全球政治的挑战。

　　第一，关于气候变化政治的基础，并不是一个科学主义的结论或者是判断，比如说真的是基于一个全球气候将变暖的若干个证据，我们知道互相矛盾的科学的假说都存在，互相矛盾的证据也都存在。气候变暖或气候外交政治的背后在我看来，从过去200年的环境主义以及环境主义政治的演变来看，事实上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背后是哲学意义上对气候变化的理论，结合了很多科学主义的假说，结合起来才形成一个环境政治的基础。过去200年环境政治，实际上哲学基础是很多的，有自然主义的、保育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实际上是科学主义的一些基础，也包括像罗马俱乐部这种不可持续增长的在我看来很多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要认识气候政治，气候外交认知上需要理清的地方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并不完全基于某一科学主义的假设。我发现在中国的语境理论，无论理论界还是一般的大众，或者现在涉及到气候外交的界，还是具体的气候决策部门，他们都是从对气候的科学主义的研究来出发、来讨论，到底是不是排放真的会造成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对人的因素的影响，每人GDP分摊的量多少，都是从科学角度来争论、来讨论，忽视了它的哲学基础。

　　在哲学基础上我还发现，刚才嘉宾老师也谈到像排放问题、气候问题都是一个外来词，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事实跟中国的自然主义，比如像老庄的道家哲学其实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知道2000年前欧洲、美国的自然主义基础，像梭罗、像爱默森，自然主义的东西很多是相通的。如果从自然角度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存在的，正好可以来反思我们现在发展的道路、经济增长的模式、以及社会的发展是不是合乎人和自然相互和谐的哲学基础，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在我看来，从1974年，第一届气候大会现在，经历了好几个转折、好几个节点，我们如果把这几个节点摊开来观察的话，我想再提几个节点，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变化，什么力量在推动气候政治使它变成一个全球政治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一个命题。

　　在1974年联合国第一届气候大会之前我们知道有几个大事，第一个大事是60年代《寂静的春天》出版，然后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不可能的增长》，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很重大的事情，是1968年五月风暴，欧洲的学生运动。再往后还有几个很重要的节点，在中东石油危机警讯之后才有了联合国气候排放，当然我们首先知道排放是把核试验的问题终止了。往后很有意思的节点有，1983年美国第一次在德国部署导弹，然后引发了1984年—85年环境运动的高潮，在1984年和85年的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北欧也好，环境的抗议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参与的人、环境组织的成长都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

　　在此之前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节点，1974年欧盟支持建立了欧洲环境局，欧洲环境局并不是欧盟的一个机构，而是欧洲有近2000的欧洲环境组织代表机构，一个伞形组织，下面联络了将近2000家欧洲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通常所说的环保NGO。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的环境NGO从1974年就开始了积极的互动，把环境政策和气候政策一直推到现在。再往后一个节点，我们知道1983年导弹到达了环境运动高潮之后，84年菲舍尔，菲舍尔82年加入了绿党，84年就当选为黑森州的环境部长，环境部长职位其实刚刚设立没多久，84年是代表着第一个绿党籍的成员通过选举进入政坛，施罗德政府期间他成为德国的外交部长。恰恰是后来菲舍尔担任德国的外交部长期间，我们发现意大利的环境部长、法国的环境部长、德国的环境部长，这三个环境部长在96年—98年期间都是由绿党籍的人员担任。90年代下半期之后，环境政策已经是由绿党籍的环境部长在主导了。

　　这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1995年瑞典、奥地利、芬兰加入了欧盟，变成了15个成员国，这3个国家从74年开始，都是世界上在环境问题上最激进的国家。某种意义上讲，在瑞典公投决定是否加入欧盟投票的过程当中，瑞典的政党为了激励选民投票加入欧盟，已经把环境作为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加入欧盟将不会降低我们的环境要求和标准，恰恰我们加入欧盟可以把瑞典对环境的标准和主张带到全欧洲，把环境作为瑞典加入欧盟的一个议题。事实上我们到现在发现他们做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欧洲对环境的主张实际上是来自原来某一个国家内部高的环境标准，现在是把一个国家的高环境标准变为欧洲的环境主张、环境政策、环境标准，哥本哈根会议只不过把来自瑞典、德国的环境标准变为一个全世界的环境标准，这个意义上欧洲的环境政策代表着一种新世界主义的主张。

　　实际上环境主张又是从学生运动当中来的，就是说一个少数人的主张和利益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环境政策，只是少数国家通过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把它变成了欧洲的环境主张，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把环境又作为加强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环境问题上的认同来促进内部的一体化，来解决欧盟的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欧盟再次把环境问题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来提升欧盟在国际外交中的地位，也就是说要改变传统世界政治以石油地缘政治为格局的旧的格局，而建立以气候政治为全球新的基础。

　　比如德国在前几年已经公布了他的主张，到2020年要把他的可再生能源从现在的9.5%的比例增加到18%，后来包括一些碳排放的东西，当然明确的要把再生能源占所有能源比例提高到近10个百分点，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对碳氢化合物的依赖，同时关闭了国内涉煤的厂矿。他从减少对石油地缘政治以来，企图建立一个自主性更强的国际政治新基础。

　　这就是我一开始谈的国际政治可能面临的重大的转折点，但是中国的外交基础似乎还是建立在全球石油的地缘政治基础上。第二，国内的经济发展70%—80%能源是建立在煤炭的基础上，煤炭是什么含义呢？煤炭本身是地球碳吸收最重要的一种物质，把世界上的碳都固化到地层底下，本来是碳吸收最有效的物质，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把碳吸收的物质再挖出来，再排放到空气当中，这个真的是很难接受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内政和外交我们发现都是一种与高碳排放相反的气候政治，所以我觉得落差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