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系列之九：中国外交新格局

　　主持人赵晖：我在想，在亚洲日本是唯一的发达国家，也曾经跟中国一样是制造业大国。

　　庞中英：按照OECD的标准说有韩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说有韩国，还有中国香港地区，大概是四个实体算是发达国家。

　　主持人赵晖：日本曾经一度制造业也非常强大，从而也带来很多的污染问题，比如当年的水污病，后来日本又说逝去的十年。最近鸠山又提出亚洲共同体，欧洲相对来说发展阶段不是差距特别大，亚洲共同体如何能够发出一致的政治声音？可能吗？前景怎么样？想请刘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刘柠：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21世纪环境政治跟中国外交新格局非常宏大叙事的话题。刚才各位的话题激发了我一些思考，我顺便回应一下各位的话题，最后回到刚才赵晖向我提问的这个问题上。

　　我是昨天刚刚从上海回来，上海我可以说阔别了4年、5年没有去了，我觉得上海比以前干净了，这是我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以前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上海去，近4、5年没有去，后来我觉得空气、环境方方面面比较干净了。昨天晚上回到北京，一下就感到了除了温差以外，还有空气的反差十分的明显，昨天我出来散步的时候，我家里住在望京附近，很明显空气中有很呛嗓子的感受，我觉得显然是污染。刚才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庞中英教授也说，说五道口这一带从它的发展目标上来看好像要成为北京的、中国的华尔街，当然庞教授是从经济发展或者城市发展的生态角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质疑，但是我觉得要成为华尔街也行啊，但是我觉得目前坐地铁出了五道口走到这个地方一站地的样子皮鞋就成白的了，难道美国的华尔街是这样的吗。人在东京的岁月里也曾经常年在被称为日本华尔街的大守丁附近工作，时间允许我都会放弃公共交通不会坐地铁，因为空气太好了，周围绿树成荫，大片的草坪，永远有鸽子，背着公文包走一两站地，在工作之余顺便散散步我觉得是非常奢侈的一种享受。

　　回到今天的正题上来，刚才吴强博士在他的发言中谈到了对目前全球政治评价指标是不是一个科学主义的问题，当然我也不认为完全是一个科学主义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目前现状下的排放它的标准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过大的、是不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有问题的话，这是什么程度的一个问题，如果要减排的话，首先减排是不是必要的，如果是必要的话减排到什么程度是合适的、是合理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方方面面的经济学者、数量经济学家、科学家从定量的角度和形式来提出自己一些充分的学理上的分析和判断，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超越了科学主义的判断。很明显，这就是一种全球政治，被称为气候政治，就是一种全球政治。比如说美国、日本这样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被卷入了，已经不得不为了实现国际社会对它的一些减排要求提出了硬性承诺，像日本25%的削减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积极的主动的应对，而是说从所谓的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的立场对这种减排的要求是不是合适，还来纠缠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首先是在国际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所拼命谋求的一种姿态，是不相符的。

　　在这里我想先从日本过去的一些历史经验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大家去过日本旅行的人会感觉到日本环境的优美、清新，我想每个中国人从中国到日本去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日本是不是一个从来的环保天堂？我觉得历史看日本其实不是的。大家知道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发展今天既是接近中国今天的水平，接近两位数的GDP成长，而且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战后恢复一路下来的，是持续的高增长，日本也叫做高成长时期。这个时候突然遭到了石油危机的打击，这种情况下此前日本的经济发展已经给环境带来了种种的弊端、压力，比如说刚才提供汞中毒的水污病，还有工业污染所引发的哮喘病，比如以前在英国出现的光化学物污染，这些东西都出现了，方方面面的案例也都有。当时我认为日本政府，至少那个时代日本的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我觉得日本的政府通产省、大臧省等等掌握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官僚们是非常精英的，实际上很多的，包括一些政治家，包括官僚的精英层，也意识到了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又遭遇了石油危机正面的打击，这种情况下日本可以说从结果上来说是把石油危机对经济危机性的打击反手利用，来反思自己这样一种效率第一、发展主义的发展模式，从那个时代开始谋求节能、减排。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是汽车出口大国了，他们的日产公司、丰田公司完全是欧洲美国方式生产的，因为他没有这种节油的必要，也是追求大马力的，当发生了石油危机，丰田公司等等开始研究节油型的技术，节能、节油型的汽车技术开始得到开发，并且在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仅是汽车工业，实际上方方面面都是如此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石油危机对于经济成长正面的打击后来反手利用，不但解决了国内在发展主义中遇到的这样方方面面的环境问题，进而成为日本在其后漫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说过程也是蛮痛苦的，但是经过日本的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政府，以及非常优秀的精英官僚，以及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当然也是知识分子主导的推动下，可以说硬是把这样一个那时候被称为公害列岛的国家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碧水蓝天的人见人爱的环保天堂，我认为这中间的经验值得国人去关照、汲取，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确实当时在那种近两位数的高成长情况之下，突然不得不为应对环境、企业要降低效率、国家要降低发展速度等等，对哪个国家可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难关，需要从政策上付出巨大的考量。当然如果光靠企业、商家、甚至光靠政府，我不认为这一步是可以自动实现的，因为企业是一个法人，从它的性质上来说就是效率第一，就是盈利第一，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受害者发生的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诉讼，这些诉讼经过大众传媒、舆论的支持被放大，在这种全国舆论的支持下，整个日本列岛掀起了这样的一个保护环境、保护水源、保护空气这样的一个旷日持久的一场社会运动的话，我觉得如果，纵然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纵然他的精英官僚是非常精英化的，仪式上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光靠这样的力量依然难以走出最后一步，我觉得必须得跟这种社会来自民间的NGO等等这些结合起来，才能够走上良性循环。

　　举个例子，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建设成田机场，围绕成田机场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三里冢运动，这个地方遭受了当地居民的抗议运动，当时几家钉子户也被政府摆平了。千叶市的政治家甚至高额的赔偿给这些人，这些反对的住民基本都搬迁了，最后为了那么两三家的钉子户死守，跟政府谈判，当然舆论的压力方方面面、知识分子的支持，最后就是这两三家钉子户存在使得政府不得不修改征地法，飞机跑道绕了很远很远，可以说付出了几倍于原计划的建设代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被拖了十年以上，甚至日本当时政府的国民收入计划等等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NGO等等舆论参与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光靠政府内部一些所谓的先进力量，实际上依然难以实现这种国民在保护环境方面的诉求。刚才庞中英教授也从一种全球化的试点谈到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欧、美、日清新的环境，其反面，作为其代价就是中国的污染，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代价，这是一种事实。我觉得这个事实还有另一面，这个事实未必是全面的，当然有这种生产性工厂、技术的转移，因为成本的限制，影响了产品，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于是中国等等这些国家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我觉得世界工厂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概念，至少今天的21世纪中国人还在为世界工厂这个名头感到骄傲的人我相信已经大大减少了，因为它背后的代价是明摆着的，而且究其实质这个世界工厂不是一个生产多少高新技术的世界工厂，实际上这个世界工厂是很低端的，精确地说是一个世界低端工厂。我们为了世界低端工厂这样一个名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乃至环境受害的地区，这种水源受到污染，癌症村等等频出，这些代价无论如何是过于沉重了。

　　当然从发达国家，通过生产转移，把有污染的一些东西转移到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于是我们一方面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付出了这样的一些环境的代价，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背后，刚才我说日本的那个问题，作出了污染的这样一些企业，你要求他减排，污染的水源你要求他治理，污染的空气你要求他恢复原状装等等，这是不是，可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纵然从理论上是可能的，这些以谋求利益、效率为最高诉求的这样一些企业法人单位，乃至受GDP主义主导的地方政府，你让他来自主的改善环境，在这方面请巨资来做工作，我觉得这个等于不可能。

　　本人过去在一家世界一百强的外国公司工作，我当时工作做的是能源，所以我多少知道一些这中间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污染是由火力发电站造成的，因为烧煤，即使烧气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污染，如何解决它的污染呢？实际上从技术上是可能的，就是说增加脱硫、脱硝装置。有一些污染很厉害的这些年已经被要求这样做了，比如为了北京奥运顺利的进行，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规政策，一些还算有余力的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做了环保的改善。但是这方面如果要是没有国家层面的立法，你让企业自主的来做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一个60万机组的发电厂，这家企业有4台这样的机组，为了要增加一台环保装置，原来他利润当中相当的部分积累积累，准备再增加一台、两台的机组，这样他的利润上又上一个台阶，这是明摆着的，如果再增加一台环保脱硫、脱硝这样的装置，就意味着多年的利润积累不但不够，甚至要牺牲一些自己的利润目标来增加这样的一个装置。所以如果不是说政府层面硬性的立法的要求或者说来自高层的一些行政命令等等，企业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我回到刚才东亚共同体的问题，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中方正面积极的回应，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看欧盟的例子，东亚共同体无疑基础取决于中日两个大国间的历史性和解，这种历史性和解肯定会成为将来东亚共同体的基础，但是现在中国对这个不予充分的回应，我觉得背后实际上是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谁来主导这个问题，这背后实际上潜藏着这个问题。当然日本也知道，未来东亚共同体也不可能是完全由日本来主导的，后来中国实际上遇到了一些媒体的质疑，中国说实际上中日两国都不准备主导，我们准备让东盟来主导，东盟是不是能够主导未来的东亚共同体，10+3或者10+6这样的框架，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虽然未来东亚共同体必须要借助东盟百年老店的组织结构，但是东盟的GDP太低了，东盟10国加起来才相当于一个韩国，所以在区域之内经济存在占如此规模的东盟我不认为有权利来主导这样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所以我认为这个责任无疑还是在中日两个大国的身上。既然日本现在已经把民主党政权外交上的成果捆绑在东亚共同体上面，这是一个政治性话题，一个非常确定的政治议题，而且日本人很偏执，直到提到你回应的那一天，与其绕着走不如正面应对，哪怕暂时展开共同体主导权上的竞争，我相信是暂时的，问题终会有得到解决的途径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