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杨金志、张建松)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家伦对记者表示,深海科研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内容,大洋钻探船则是深海科研的核心装备。周家伦建议将建造大洋钻探船列为“十二五”建设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之一,使我国成为国际上少数几个拥有深海科学钻探能力的国家。
周家伦所在的同济大学拥有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是我国深海科研的领军机构之一。周家伦说,40多年来国际深海科技的发展表明,深海科技的重中之重在于大洋钻探船。1968年美国启动“深海钻探”计划,成为国际地学界为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合作计划,至今仍在实施,已经在全球各大洋钻井近3000口、取芯近30万米,验证了板块构造理论,创立古海洋学,揭示了气候演变的规律,发现了海底“深部生物圈”和“可燃冰”,引发了整个地球科学领域的革命。
早期的深海钻探船由美国提供,因此30多年来美国始终在大洋钻探中占据主导地位。2005年,日本新建5.7万吨的“地球号”钻探船进军大洋钻探,配备了立管钻探装备,钻进时能使用泥浆循环,理论上可以钻穿地壳,使得日本在大洋钻探中突飞猛进。近年来,欧洲的钻探船研究也有新的突破。
周家伦说,我国于1998年加入大洋钻探计划,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国在大洋钻探中没有任何技术装备,至今只是大洋钻探的一名“参与成员”,这与我国应起的作用很不相称。目前,美、日等先进国家的政府的支持能力下降,难以完成全年度的钻探计划;同时,国际钻探船技术上也出现新突破。如果我国能抓住机会,采用崭新技术建造一艘新型大洋钻探船,就有可能在国际海洋界脱颖而出,成为大洋钻探一支新的生力军。
周家伦建议国家将建造大洋钻探船列为“十二五”建设的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之一,使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第三个拥有深海科学钻探能力的国家;引进国际发展的最新技术,使我国的大洋钻探船兼有2万吨级的大小和立管钻探功能。
他还建议,我国大洋钻探船的运行和管理,应采用基础研究与产业部门相结合的模式,一部分时间用于国内和国际的基础研究,一部分时间用于石油和矿产等部门的深海油气、“可燃冰”及其他深海资源的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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