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关于您提到的收益问题,我想转述一个不同的观点,发改委的副主任张国宝在两会期间提到,我们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预算报告上的收益只有600多亿人民币,按1%的比例都不到这个数。第二个问题,我们采访一些企业和外贸方面的专家,他们说我们的外汇管制还是偏紧的。我想问今年有没有新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谢谢。
[易纲]谢谢你的问题。你的第一个问题,张国宝先生说的683亿人民币回报,和外汇储备的收益完全是两码事。权威的解释应当是由财政部来解释,这是财政部报告里的数字。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理解,这683亿人民币是当年在创立中投公司的时候,经人大批准,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而国宝同志讲的683亿人民币,是对1.5万亿人民币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一年就是683亿。因此,它和外汇储备收益是两码事。
我和我的同事正在研究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有些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在走出去中是不是还是感到不方便,他们换汇只要牵涉到外汇局,我们都很快可以解决。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外汇充裕的条件下,没有理由不给市场上有需求的企业在用外汇的方面予以方便。我欢迎记者朋友提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欢迎企业家提这方面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都会很快地研究予以解决。
[印度时报记者]第一个问题,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避免与外汇相关的“洗钱”行为的出现?第二个问题,在2009年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是被投入了中国的公司,用于支持对外的投资和外汇开展?
[易纲]中国最近有反洗钱法,而且我们也加入了相应的反洗钱国际组织。我们反洗钱的方法是和国际接轨的,而且我们对金融机构和一些主体的要求都是完全参照国际惯例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是市场行为,不管是央行还是外汇局,我们的政策是创造一个方便、宽松的环境,使得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能够较好地得到银行的服务,央行和外汇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最大限度地方便银行、方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但是,要分清楚他们的投资是市场行为,是自负盈亏,他们对自己投资的钱要负责的。
[台湾工商时报记者]前几天周小川行长提到人民币汇率政策从非常规性转向常规性,请问是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考量两者进行转换?谢谢。
[易纲]你很关心中国大陆,这个问题和台湾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周小川行长对这个问题的阐述非常详细,我的阐述不可能超过周小川行长。
[主持人祝寿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采访活动到此结束。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各位记者。
今天上午11点将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同志在新闻中心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欢迎各位记者参加。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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