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就业蓝皮书》新闻发布会(实录)

　　主持人:

　　谢谢王博士的发言，下面进入嘉宾发言。请王伯庆博士担任主持。

　　王伯庆:

　　请大家在发言的时候，尽量把时间控制在五分钟之内。下面介绍一下中国就业促进会的陈会长，他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的开发研究，这20年通过主要编制出就业或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包括职业的研究，在这个方面也是中国很少几个人在关注的。下面请陈宇老师发言。

　　陈宇:

　　我去年也参加了麦可思公司的蓝皮书的发布会，我认为今年的蓝皮书比去年的蓝皮书有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分析和观察对社会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的结论方面，提出了11个结论，这11个结论就我内心来讲，我感到和我对现在这个社会的事态，特别是大学生就业的事态的观察是非常一致的。我自己觉得王老师做的这些事填补了中国职业研究所的空白。王老师是我们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这些研究给我特别大的启发和压力，他用非常精确的统计数字，揭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职场生态”，加上王老师新提出的这个词，这个概念是“漂族”，就是职场漂族生态。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一个教授说，中国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个韩寒。我要模仿这句话，我要说中国近年来所有人力资源事件造成的影响力抵不上富士康“12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游戏规则规定，工人和雇主是可以互相解雇的，合则留、不合则去，跳是没有问题的。但一般说来，劳动者的离去是跳槽，而富士康的劳动者是用跳楼来离去，这就很值得讨论了。王老师创造的概念是全漂族职场生态的问题，跳楼的12人中间，有8位是男生，4位是女生，平均年龄21岁，全部都是漂到深圳去的。在这一系列的问题后面，我觉得像我们职业研究所过去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职业观察、工作分析、典型工作任务数据库等等。我们想给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以及企业管理提供基础数据，现在王老师的这个研究，使我们感到除了对职业本身的研究之外，我们恐怕要增加一个内容叫做“职场生态观察”，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我长期说中国现代史是1.0、2.0、3.0，1949到1978是1.0，这是我们的蓝色崛起，追求财富，从2009年到2038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绿色崛起，追求社会和谐，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人和人的统一。如果让员工感到没有出路，实际上转型期的镇痛已经表现出我们的职场生态。我估计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就此打住，把自己的思想和火花稍微放射一下。谢谢大家！

　　王伯庆:

　　其实我们做这个漂族研究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移居，但移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他们离开了家乡到远处去谋职，中国这么大，到一个南方文化、北方文化，谁来关注他们。

　　下面发言的任占忠老师是北京就业促进会的会长，他做了30年大学生就业研究。

　　其实我们做这个漂族研究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移居，但移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其实是他们离开了家乡到远处去谋职，中国这么大，到一个南方文化、北方文化，谁来关注他们。

　　下面发言的任占忠老师是北京就业促进会的会长，他做了30年大学生就业。

　　任占忠:

　　谢谢王博士。我从80年代初做大学生工作，直到现在没有离开过这个岗位，实际上也离开了三年，做过三年的大学生留学工作，就是在北京高校局的留校办公室一直在做大学生就业。因此对大学生就业有一个比较历史性的了解和理解。我就今天会议的内容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在想一个事情，我们的毕业生就业，从计划分配到现在的充分市场，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大学生的就业指导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搞计划分配，当时的分配是搞毕业教育，党的教育就是我的志愿；等到80年代中期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又有就业指导方案，又搞了十年左右，当时是在国家控制下一定范围内的双向选择；又十年的时间，又到2000年前后又开始国外的职业生涯理论开始引进中国，开始搞职业生涯规划。实际上我们这三十年来由毕业教育、就业指导、职业指导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目前我们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80年代用人单位要人叫做饥不择食，有什么样的毕业生都可以，一直到现在毕业生就业艰难的程度。

　　简单讲，从过去用人单位掉着眼泪要不着人，到现在学生掉着眼泪找不到工作，我们发生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这30年来现实的情况，所以说毕业生也由过去不用发愁分配，由包分配到现在就像马克思说的一句话：给了你自由，同时也让你失去了工作的自由，实际上也面临这样的状况。当前毕业生就业，我们面临的一种全新的形势，实际上当前的就业压力加大，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毕业生一旦达到了690万，不可能降到500万、400万、300万，我们2001年只有114万，用了十年的时间到了630万，不可能再回去。按照现在的这次发布规划，到2020年将再增长一二百万，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如何建立解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这就是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针对这点做两项基础性的工作，第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王博士所做的这件事情，相当于“治病”，第一点是要做检查、做诊断，然后再开方子治病，我们对毕业生就业也做这个事情，王博士说他做的事情检验、体检、化验、透视，他做的是这方面的事情，紧接着就是诊断，毕业生就业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诊断，然后再开一个方子，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要研究这样几个问题。现在王博士做了很好的事情，通过调查、通过数据，做了化验、做了透视，已经在这个方面做了工作。下面就是要做诊断，诊断如何诊断、大学生就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要认真研究，开什么样的方子要进行认真研究。

　　我和伯庆共同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是从诊断方面，从化验方面、体检方面是最基础的，诊断工作我们共同研究，开方子的事情我们共同研究，所以我在集中更大的精力考虑如何诊断和开发的问题。目前，我要做的就是大学生职业适应力的研究。职业适应力和现在的职业规划是一个不同东西，它是一个侧重点转移到适应社会职业适应方面来，我和伯庆共同地要做中国大学生职业适应力的报告。我们适应社会、适应企业的能力怎么样，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报告。现在有了这个数据之后，现在搞大学生职业适应力的报告就有了充实的基础。这样可以结合国家的政策，可以结合中国大学生的历史，可以结合当前的调查，研究大学生今后如何适应社会的需要，由过去的服从分配改到如何适应社会。好，谢谢。

　　王伯庆:

　　谢谢任老师。他做了很多年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他说过去是什么样的大学生都有人要。我是77级的，我记得我刚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大学生的时候，那些好事的中老年太太问你，你找到对象没有？而现在不同，她们会问你找到工作没有。谢谢任老师。

　　下面请袁老师继续发言。袁老师是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袁本涛:

　　现在高校的老师面临着两个非常难的问题，一个是数据难，我是做大学教育研究的，我们做研究的过程中感到最难的一个问题是收集数据非常困难，其实跟大学生就业一样难，面临两难的境地。这两难的问题在王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谢谢您。现在进入了一个高等校大众化阶段，以前我们在谈高等校总是谈到发展规模，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从规模转到了质量，我在研究什么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时候，我想高等教育质量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宏观质量，一个是微观质量。所谓的宏观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组织系统，对系统的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规模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它和社会需求的匹配度如何。二是专业结构或者是学科结构满足社会的需求怎么样，跟社会的匹配度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宏观层面。

　　第二方面就是高等教育的培养质量，我们学生培养出来之后，素质怎么样，他适应不适应社会的需求。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王老师正好为我们高校的改革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心和依据，我们要适应社会的需要，王老师的数据很详细，哪些专业是预警性的，哪些专业是社会急需的，这对我们高等教育专业的调整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

　　学生毕业之后，适应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刚才王老师的幻灯片中也有，对学校哪些方面满意、哪些方面不满意，这对我们教学模式、教学任务的改革、教学方式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学校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另外，今天我们谈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就业，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它。刚才陈老师讲到，今天的北漂也好或者是什么漂，王老师说得很清楚，这些漂族都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民工家庭，来自于社会弱势群体。这些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稳定性是非常成问题的。所以应该从更高的高度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这是社会转型期中政府要负什么责任、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学校应该如何转变教学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我还有一点建议，我有一点遗憾，王老师的研究主要是对本科和高职高专为主的，我这段时间在关注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下一步能不能把研究生研究纳入进来，因为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有好几十万，实际上很多研究生也无法就业，也成为漂族的一员。最近我想招一个博士后，招聘广告发出去没两天，实际上他是因为没有找到就业，没有找到工作，好多博士也想来做博士后。为什么？其实他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研究生的就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只是还没有像我们的高职高专和本科生那么严重。所以我建议伯庆兄下次也把研究生纳入到这个研究范围，这样数据更系统。

　　王伯庆:

　　谢谢袁教授。刚才他提到研究生方面，以前我们不做研究生，第一是它的规模小，而现在已经上升了，我们从今年开始会研究研究生，明年的蓝皮书报告会有研究生，研究生本身的就业是值得研究，因为研究生的规模已经上去了，也关系到就业发展。我回应你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做这方面的问题。袁教授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把这种方法进行分享。我们能否把数据进行分享，只要是非商业的，我们都愿意把这个数据拿来进行分享。我们现在在对每一个高校写一个调查，写一个诊断报告，高职高专到很多学校，帮助高校一竿子插到自己的学校上如何改进，这就是微观方面的改进。

　　下一位发言的是王辉耀，他是中美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他有一书《人才战争》，这本书我看过之后，才认识到他的工作价值，他讲的是人才，所谓的人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下面请王辉耀与大家分享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