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后的乡村 |
立在拆迁区的拆迁告示 |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
我们村里人的表现可要矜持得多,否则拿什么去谈价呢?
尽管拆迁办来丈量核实房屋之前,他们为了多挣些面积,一窝蜂地请来瓦工将三楼用水泥板隔出个阁楼来,以至搞得一时请瓦工都得排队,但多出那点面积并不值多少钱。
其实早在两年前又一次传闻要拆迁时,我们村里人就一股脑儿地将副房、天井甚至猪舍什么的都往上盖到三层。那股风潮如此火热,那些天夜里都能在村里看到建筑工人们在灯火通明中添砖加瓦。
而几里地外的丁村传出的故事更为传奇。为了能多得一套安置房,好多对夫妻竟然假离婚了。
我们村里或许还没人注意到事情的逻辑其实很诡异——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旧的房屋。他们无法为土地去议价,所谓“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这些年的城镇化浪潮中为各地的各级政府贡献了丰厚的“土地财政”,却只给予集体和个人极其低廉的补偿。耕地被征收,对于我爸妈而言,仅仅意味着一万多元的青苗费之类的补偿,以及只要活着便可每月领取的200多元的生活费。如此而已。
那么村里人可以费尽心思为之博弈的,只有房屋了。
从稍早一批拆迁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听到,房屋各项补偿零零总总算下来,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来来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账:我家老房子总共500多平方米,能补60多万,刨去一套120平方米和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手头还能富余二三十万。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着说:“够我们老夫妻养老啦,不用再当你们的累赘啦。”
那阵子,老两口动不动就说:“等我们拆了迁……”
结果等到拆迁告示发下来,我爸妈有点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的标准,我家只能补偿20多万;为了鼓励人们当月25日之前签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开出的奖励,哪家迁得早,得的奖励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奖励,也就是说最配合政府工作,马上签字搬走,也只不过再多得10多万。我妈妈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钱都不够啦,还要倒贴?!”
我爸爸也嚷了起来:这肯定是胡来,没按照政府的拆迁文件办。“回去谈得拢还好,把我逼急了的话就去告他们违规!”这个老党员气哼哼地说。可是当我从网上找来所谓的拆迁安置文件,细细看下来,发现按照这份几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价值”更少,也就10多万吧。
当我把账算完,我爸爸的脸色一下子惨然,半晌说不出话,只在那儿摇头叹气。
从那时起,爸妈开始不安了。我妈妈还是会说:“犟一犟总会多得些吧。”但明显没有底气了。
拆迁办的人打了几次电话来,劝说他们回去签字。我爸爸起先推说火车票不好买,或者坚持要在电话里谈个大概价钱再回去,还没几个回合,就接到了我堂叔夜里打来的求助电话。而在此之前,也听说邻村戊村有个拆迁户不肯签字,被打折了一条胳臂。
其实在我爸妈决定回家谈判时,就已经调低了心理预期,从原来的60多万,调成了40多万。“差不多就行了,”我妈自我安慰般地说,“哪里能弄得过政府呢?”
他们一点儿也不想当“钉子户”。“我们也不想太多,但也不能太少,在村里中不溜也就行了。”这就是老两口的底牌,只不过只能亮给自己的女儿。
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其实我爸妈是带着一点“筹码”回去的。
就在堂叔打来电话之后,我爸爸一下意识到,拖延——这个他们原先唯一拥有的谈判手段看来是不堪一击的。他想到了我的录音笔。我帮他将录音笔连上电话,教他怎么使用这种他此前碰都没碰过的数码玩意儿。然后在接听拆迁办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他就摁下录音按钮。
他只是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不能让他们在电话中“骗”回去了,得留下凭证。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竟有了意外收获。
那位工作人员在游说的过程中,提到他们派人殴打戊村那位村民的事情。“该打!”工作人员义正辞严地说,“他自己不签也就算了,还去动员别人也不要签,做反动工作!”此外,还有更加“雷人”的话语,不便公开发表。
我爸爸如获至宝,要我一定好好保存这段录音。他盘算着,回去谈判,真到万不得已,就将这段录音放给对方听。我教他:“告诉他们,别太过分,否则把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去。”“好,发到网上!”我爸爸兴奋地说。其实他还没搞明白网是个什么东西。
在他们上火车之前,我不得不将我作为一名记者暗访的技巧传授给我爸爸,教他如何将录音笔不露声色地藏在包里并让它偷偷运转。
就这样,他们挤上了南归的火车。第二天一下火车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备了两条烟,请拆迁办的人边吃边谈。
这段录音最终没有派上用场。 在酒桌上乡村熟人式的和谐中,在对方爽快给出的一个价位之上,我妈妈只扮了一次“黑脸”,犟了一犟,在增价5万元之后,老两口就鸣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们轻松地跟我报告说,已谈下补偿款40多万。正是他们的心理价位。虽然老两口算了算,拿这40多万支付掉两套安置房的钱和装修费用,就几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涨了10多万,算是满意了。
其实如果他们当场放出那段录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妈坚决放弃了,因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员就此砸了饭碗,这样“不厚道”。
“人不要太贪心”,我妈妈说,“人家也不容易。”为此我爸爸还在电话里嘱咐我把保存的录音删了吧。
所有的谈价都是背对背进行。张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积和等级,却没有各自的补偿价
原先以为多少会有些旷日持久的拆迁工作神速地进行。从丈量核实房屋面积、评定房屋等级到村里最后一户签完字,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半月。面对拆迁办人员的软磨硬泡,村里一些人实在熬神费心,短短一段时间下来竟瘦了一圈。架不住对方有时直到夜里还在游说,更抵挡不了明知谈崩后随时可能招来“黑社会”(村民的说法)因而造成的内心恐惧,全村最后的签字阶段只花费了10天左右。
最后一户一直拖延到25日夜里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接下来,我们村拆迁史上或许算得上最暴力的一幕上演了:一群身强力壮的大汉半夜里闯进了他们家,也就是谈判现场,逼得他家已经出嫁的一个原本文弱的女儿冲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当场就要拼命。幸好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26日凌晨两三点价格谈妥,他们签了字,但是协议落款日期依然写的是25日。
果然如拆迁告示所愿,全村25日前签字走人。
所有的谈价都是背对背进行。张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积和等级,却没有各自的补偿价。村里没有人跟别人透露自家补偿的真实数额,即使亲兄弟也不例外。我爸爸告诉他的亲哥哥一个压低后的数字;听到我大妈说起她家的补偿,我妈妈也在心里想:哼,肯定不止这个数。
“那为什么互相不说真话呢?”我很不解,这对自家难道有什么不利吗?
我爸爸听了我的问话后愣了一下,说:“你一讲出去,那不乱啦,互相攀比,工作不好做了。”
“工作不好做,那也是政府的事。”
我爸爸又愣了一下,分辩说:“可是谈的时候(对方)就说不要跟别人讲,你说出去,不是把人家出卖了?”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签完字的第二天就忙着搬家了。他们把先人的遗照从墙上摘下来,把家什拉走,然后各奔东西。
我爸爸回去的时候,特意带上了我的数码相机。他从没有用过,让我教他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其实主要是摁快门。他要把老房子拍下来留作纪念。他把我家房子前前后后从各个角度拍了个遍。还帮我几个堂叔伯拍了他们的房子,以及我那几个还健在的爷爷奶奶,他们或者佝偻着腰背,或者抱着孙子站在即将消失的房子前面。
这个连村里人都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村庄就这样作鸟兽散了。我的家族至今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爸爸记得当年曾有一箱箱的族谱放在家堂里,里头记载着我们的由来。但在那个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里,大人们就任由我爸爸和他的玩伴们把这些泛黄的纸片从箱子里抽出,撕下来,叠成“牌片”,满村子趴在地上打着玩。
高楼和工厂迫近下的村庄,也早已不是田园诗。小时候我跟上爸妈坐着水泥大船,装上粮食,沿着村边那条河流一路航行到镇上去“粜公粮”。河道是如此曲折悠长,我在船头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到大人们给我从岸边采来的一捧鲜红的覆盆子。但几年前回家乡的时候,这条河流已经成了污浊的墨绿色,散发着臭味。村里的人们也常常顺风能闻到从不远处的农药厂、化工厂飘来刺鼻的气味。一条高压线明知违规却堂而皇之地从人们的屋顶上空穿过。
人们好像很少留恋这个村庄了。这些作了几十年邻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积下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闲言碎语;拆迁到来的时候,为了争夺父母的补偿,有些人兄弟反目,姐妹揪打。“其实人人心里都盼着赶紧散了吧。”这是我妈妈的观察。
村里人果然很快就散了。 几天时间,村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爸爸后来再看当时拍下的废墟照片都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了。瓦砾覆盖了我们曾经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过后一样。”我爸爸说。
村子的搬迁是如此彻底,就连我那个最初来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迁之列。在他80多岁的时候,这个硬朗老头一天晚上从镇上喝醉酒回家,一跤跌进了路边的小河里,再没有爬上来。他在他的土地上躺了几十年,如今也随着子孙们迁走了。人们把他的骨灰放进镇上的陵园里,在那些数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间里,占据上一格,永远地告别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经紧挨着村边那条河流安息,现在那里将会被围起来,成为一个公园。我们的村子身下,则筑起一条宽阔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远处那条从千里之外绵延而来的高速铁路上,就会有列车像风一般地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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