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革命”：企业反抗“行政干预”的失败起义

　　“南北赛制风波”

　　——说不清楚的地位

　　长期以来，在处理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时，中国足协似乎也更习惯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协商”的方式行事：从曾任足协副主席王俊生的对“上级负责”和“负该负的责任”，到阎世铎在2004年的“还是政府说了算”，再到谢亚龙在2006年的“我们就是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其中的“官气”彰显。

　　谢亚龙在2006年因“南北分区方案替代目前的职业化赛制”与时任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的交锋就是最为典型的写照。

　　2006年，出于“备战奥运”的目的，带有浓厚的总局背景的“南北分区方案替代职业联赛目前的赛制”再次被重提。谢亚龙找到郎效农，要求他尽快写出关于南北分区的方案，然后呈报总局审批。而郎效农认为，这是一种戕害中国足球的做法，一旦写出方案审批通过，中国职业联赛将万劫不复。于是，他用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谢亚龙。

　　随后谢亚龙和郎效农进行了多次交锋，谢亚龙最终讲出了颇能说明问题的一段话：“你就写了吧，我们就是一个执行机构，就是要执行上级的决策啊。”郎效农当即反驳说，“我们怎么是执行机构呢，中国足协怎么是执行机构，它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部门的执行机构，是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

　　那场交锋，郎效农最终取得胜利。7天后，谢亚龙接到总局的电话，说南北分区方案不用写了，职业联赛赛制不变。

　　总局对足协的领导并非只局限于职业联赛。在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赛事的组织上，中国足协都是把自己的计划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得到审批之后，才能去实行。

　　外界一致认为中国足协拥有财权，那早已时过境迁。几年前，国家体育总局成立财务结算中心，所有项目中心和机构的用钱都必须经过该中心，比如中国足协关于国家队、青少部、联赛部等各个部门主管领域的资金预算，都必须经过审批后通过财务结算中心划拨。中国足协出差人员的报销等也一律通过财务结算中心，也就是足协没有自己的财务自主权。内部人士表示，“花一分钱，都需要经过财务结算中心。”

　　2008年，国家体育总局因为不满青少年足球的培养，要求足协改革全运会和城运会赛制和参赛队伍结构、规模，并且提出政府主导，社会、俱乐部和省市体育局共同培养青少年的计划。行政足球的色彩更浓，中国足协的地位更加尴尬。甚至，还有过职业俱乐部回归省市体育局的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