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革命”：企业反抗“行政干预”的失败起义

　　“二流论”

　　——“对上级负责”

　　正是因为身份的尴尬，使中国足协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首先对俱乐部、球员、中国足球市场等要素负责。最典型的写照就是1997年戚务生兵败十强赛之后，当时的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那句“我们是有组织的人”。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复杂的心境，不是说王俊生和戚务生不敢承担责任，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足协的双重身份过于了解，知道如何利用其中的微妙关系，为自己兵败十强赛找到最为合适的解释。

　　之后，在外界对兵败十强赛一片躁动，要求教练员从战略、战术以及人员使用做出专业解释的时候，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何慧娴亲自出面，把中国足球水平进行了“官方定位”，也就是最为著名的“二流说”：“平心而论，中国足球队不过是亚洲十强中的二流球队，还没有完全具备冲击世界杯的实力……”最终，没有人为1997年中国队兵败十强赛承担责任。

　　即使在选帅这样的纯粹业务性问题上，“对上级负责”心态也在足协凸显。1999年9月份，中国足协为新一届国家队选帅的时候，候选人是桑特拉奇、科萨诺维奇等外籍教练，其中桑特拉奇上任的问题已经和足协谈好，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徐寅生一句“听说米卢蒂诺维奇不错”，足协就立即请来了米卢。

　　所幸的是，米卢率领中国队实现了44年进军世界杯的夙愿，否则足协又要遭受来自球迷及各方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