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李松黄洁本报实习生吴萌
刘社会、妻子张新丽、弟弟刘会民、弟媳王丽4人被检察机关指控经事先预谋，采用殴打、辱骂、言语威胁等手段，组织多名盲人在北京市多处进行乞讨活动，涉嫌组织残疾人乞讨罪。1月13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4人进行了审判。
据了解，该案是2006年刑法新增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后，北京市首例以该罪被起诉的案件。
据了解，组织残疾人乞讨罪是由2006年6月底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七条规定的，归入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该法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什么时隔4年有余，北京市才出现首例以该罪名被起诉的案件？庭审结束后，本案的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林洁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类犯罪的认定在取证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困难。
林洁表示，根据法条规定，行为人是否实施暴力、胁迫手段，其行为是否具有组织性，都是这条罪名成立的要件。但是实践中，以刘社会一案为例，从4名被告人与盲人“结对子”，一对一地进行盯梢、管制等等行为，可以认定刘社会等人的涉案行为具有组织性，可是如何认定刘社会等人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手段，仍然是必须证明的一个难点。
本案中，由于刘社会等人的虐待、殴打行为并未给被害盲人带来明显的、或是通过鉴定可以识别的内、外伤，对刘社会等人实施了暴力、胁迫手段的认定，就只能依靠4名被告人、几名被害盲人和证人的口供。刘社会等人虽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承认自己曾实施暴力、胁迫手段，但在开庭之日却当庭翻供，最后具体如何认定还要等待法院的裁决。
林洁认为，虽然刘社会等人在庭上翻供，但仍有被害盲人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刘社会等人实施了暴力、胁迫手段。另外，其他证人的证词也指出，被害盲人们每天工作时间非常长，而且几乎没有间断，生活环境也很恶劣，这些都是对其暴力、胁迫行为的间接证明。
据林洁说，在实践中，有些存在类似情况的残疾人可能认为自己乞讨是受生活所迫，不乞讨就没有生活来源，对公安机关的询问三缄其口，对社会各方的救助“躲避不及”，这些也给警方打击此类犯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记者在开庭当日了解到，此次被解救的4位盲人中，盛某原本在当地敬老院受政府供养，赵某在贫穷的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孙某已经被其所在村委会报为了走失人口，而刘某则是一个已经“失踪”了十多年的人。刘社会等人是4位盲人的河南同乡，家中生活也并不富裕。
“本案被害盲人们是在刘氏兄弟的利诱下，才来到北京被暴力胁迫乞讨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现状。”林洁最后说，“随着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相信此类犯罪会日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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