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谋士

　　“财务当家”盖特纳

　　《环球》杂志驻华盛顿记者/冉维

　　美国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智囊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奥巴马政府出手拯救金融危机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他还是代表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的急先锋。

　　“国际视野”的公务员

　　盖特纳1961年出生于纽约，由于他的父亲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福特基金会工作，经常驻外，因此他的大多数童年在海外，比如印度、泰国和津巴布韦等地度过。因此，他的成长经历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这给他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多好处。

　　回到美国，盖特纳就读于常青藤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专业为政府和亚洲研究。随后他前往北京留学，另外，他还能说流利的日语。

　　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之后，盖特纳前往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1985年在那里获得国际经济学和东亚研究的硕士学位。然后他加入了前国务卿基辛格创立的咨询公司。

　　1988年，盖特纳作为一名职业公务员进入美国财政部。由于他的国际背景，他为一名副部长担任助手协助处理涉及日本的事务。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当时的副财长萨默斯对盖特纳青睐有加，认为他很有才能。有美国媒体报道，当时在财政部的内部辩论中，盖特纳是为数极少的能够直接和萨默斯直接进行辩论并且对他表达不同意见的官员之一。1994年，萨默斯提拔盖特纳担任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后来升为部长助理，再后来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盖特纳参与处理了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盖特纳是美国财政部首位晋升为副部长的职业公务员（美国政府部门的高官多是由当选政府从部门外物色）。此外，从盖特纳在美国财政部10多年的任职经历来看，他具有比较丰富的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经验。

　　在克林顿政府末期，盖特纳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负责政策研究的主任。2003年，盖特纳成为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他由此成为美联储在华尔街的耳目，负责监管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

　　其实在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机开始出现征兆之前，盖特纳就多次发表讲话提到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潜在风险。这些警告在后来看来是正确的，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但是盖特纳当时演讲时也表示，整个金融体系是稳定的。他也没有采取激进的手段来限制华尔街银行的高风险行为。

　　盖特纳在政府中担任公务员的时间超过了和他共事的许多高级官员（美国政府部门的一把手或者高官通常都是来自学术界、商业或者政界，职业官僚并不多），但是他和高盛系的多名高管有着紧密联系。当年看好他的克林顿时期财长鲁宾（萨默斯的前任）和他的前任鲍尔森都是前高盛集团的主席。《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由于盖特纳缺乏在金融行业的工作经验，因此，他很依赖那些在华尔街有从业经历的高官给他指导，同时这几位高盛“校友”在他上升的过程中对他影响很深。盖特纳虽然目前在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内任职，但是他和民主、共和两党均保持良好关系，没有很明显的党派倾向。

　　金融危机的政策制定者

　　2008年，盖特纳、鲍尔森和伯南克成为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他们推行的政策包括从2007年9月开始减息，使得美联储利率在2008年12月降到几乎为零，并且保持至今。在美联储内部会议上，盖特纳比其他同事更愿意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来保护经济。

　　2008年3月，他促成了将破产的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出售给摩根大通的交易，最终，为了完成这一交易他将290亿美元的美联储资产置于风险中。6个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处于破产边缘，当时盖特纳更倾向于拯救这家公司，但是时任财长鲍尔森的强硬立场获胜，该公司随即倒闭。仅仅几天之后，盖特纳主导了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接管，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单笔政府拯救行动。

　　2008年9月，由于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崩溃边缘，前任财长鲍尔森提出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拯救计划。盖特纳在决定第一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是重要参与者（他当时还没有正式上任）。在决定第二笔3500亿美元资金如何使用的过程中，盖特纳成为最重要的决策者。

　　在2009年2月，盖特纳宣布了他首个旨在稳定金融体系的计划，也就是《金融稳定计划》，该计划阐述了盖特纳将如何使用第二笔3500亿美元拯救资金。其中的措施包括直接向银行注入资本。

　　在加强美国金融监管中，盖特纳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他是美国2010年7月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的重要推动者。该法案允许大型金融机构“有序解体”，改变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必须依赖纳税人出钱拯救的局面。该法案还首次对被认为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并且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消费者监督机构，旨在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取清晰、简单的金融产品信息（比如信用卡和贷款）。

　　除此之外，盖特纳还多次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和美国国内场合（比如在国会作证）中敦促人民币升值。2009年，盖特纳在写给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将在就贸易政策和中国进行谈判时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盖特纳表示，在和中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进行谈判时将使用“所有外交手段”。

　　2010年10月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前，盖特纳曾提议，各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应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以缓和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汇率争端，平衡国际贸易。这一提议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中国、德国等出口大国，这一提议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其本质依然是想压迫人民币等货币升值，或者为美元贬值找到口实。

　　来源：2011年1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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