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刘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当时在广播报道形式上引起了一些讨论，但与其说是形式的突破，倒不如说是在内容和知情权话语权方面的突破，”刘回忆说，“我们国家过去重大节日或者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是很少的，因为他老认为现场实况报道，一些东西出去之后就捡不回来，就犯错了，比如大家很清楚的林彪的‘5•20讲话’，他把很多话都念错了，但是在播录音的时候就给改过来了，广播电台那个录音室，改错字本事太大了，错话、错字，剪掉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它可以从别的地方找一个字填进去，林彪没说的话都能‘改’出来。”

　　“为什么？作为中央台，传递的不是记者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刘当年在中央台的同事崔强说，“所以播出区是有武警站岗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在一个旧的体系中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不要出事，按部就班是最好的，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障碍，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刘长乐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在游说、Push（推动）透明。“我认为透明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不光对受众有好处，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说这可能和个人的秉性有关，“他们会看你是怎么做人，靠得住靠不住，如果你是个执着的、本分的、守信用的人，就会好得多。”又说，很多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光是人的问题，“有很多人，比如我接触的邓（小平）、杨（尚昆）这些老领导，他们本身实际上都很开放、很开明，关键是体制，这个体制让你基本上没法接近他，或者这个体制让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即便是他自己同意要播出的东西，你也播不出去。所以你面临的更多的情况是和这个体制的沟通与磨合，这个难度比较大，但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当时是体制内的人，至少体制是可以放心的。”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第二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一年多以后，他回到北京，找到了崔强，动员他下海一起干。崔也是军转干部，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受到导师王中的影响。王中是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因为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作用）被视作“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鼻祖”，一度遭到批判。崔强犹豫半天，也辞职下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