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让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卫星频道，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电视台？”离开中央台后他通过石油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直没有完全离开文化产业。

　　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是不公平，但他们也明白，要想进入中国，必须找对合作方，我们能提供这个机会成本。”全程参与了三十多轮谈判的崔强说。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他希望央视能够入股，如果央视能入股的话，将来在内地的推广会更容易些，于是我们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5年年底，27岁的窦文涛接到李一萍（早年珠江经济台著名主持人，最早筹办凤凰的核心成员之一）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香港工作。那时他正和广东电台闹辞职，无心工作，立刻就答应下来。“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也没有公开招聘，都是内部推荐。”1996年3月31日，“卫视中文台”的台标被“凤凰卫视”取而代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我们是一群好心人做好事……（对于境外卫星电视）国内也有人觉得麻烦，不如封死你算了，但他们也有改革的动力，也想走出去，发出声音，正面展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他们也可以妥协，”崔强说，“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业这30年也在与时俱进，我们非常感谢新闻行业的改革和开放。”

　　凤凰卫视成了幸运儿，传讯电视却不是。于品海重金在全世界建起了二十多个记者站，他们首先报道了邓小平的逝世，比新华社还快40分钟，但始终无法获得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1997年，在烧掉1亿美金后，于品海卖掉了传讯电视，后来他接受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专访时反思：高估了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

　　这一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若干年后，有媒体报道，于品海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学位。一位熟悉于的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分析，他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地政府的思维，了解内地，但是这位人士又对媒体说，“学习马列主义，不等于能猜到内地政府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