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3月的一个下午，我约了一位新闻界前辈在长安街附近的一家茶馆聊天。他一直在体制内媒体工作，但也一直在推动着新闻改革，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在单位里已成少数派——至少在价值观上如此。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他和我分享了2008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

　　“2008年的四川地震重新凝聚了中国的道德共识，接下来的奥运会也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本来是改革破冰的最佳时机，但后来的金融危机却让一些人发现了另外的东西，经济上的成功导致政治自信的空前高涨——认为现有的体制具有优越性，不需要改革了——媒体是政治的一部分，现在该如何向前走呢？”

　　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一位市场化媒体的高层在接受我采访时花了很长时间来谈论“巨系统”——一个包裹着我们的政治经济系统，“有些稿子平时一点事儿没有，但是放在特殊的时候却会惹事，我们这些老江湖就能判断。这是一套思想方法，你很难说清楚的，你要是跟一个记者讲这个，他会想，你不就是不想发我的稿子吗？可是当你退到一个位置你就必须考虑这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媒体人就慢慢成熟了。所以啊，对这一代人，你可以说是没办法，但你也可以说是历练。”

　　“不要老在兜里揣个小刀子，动不动就捅别人一刀，”崔强说凤凰特别注意“语态”问题，“可能有一点恨铁不成钢，有一点奚落，也是着急的心态，但我们还是积极、善意、建设性的。讲真话是为了让对方理解、影响对方，不然你宣泄了，痛快了，对方不理解有什么用？”

　　“积极、善意、建设性”是刘长乐提出来的，“我们的话语空间是多元的，因此无论是从左还是右来讲，肯定比别人有更宽的边界。但你想要挑战再宽的边界，你是不是积极善意建设性，这很重要。如果你是，有些过界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你过界太多，那就不是了，所以这个度很难把握。”

　　“那么，是不是积极、善意、建设性，谁说了算？”我问。

　　刘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举了香港对媒体“事后管理”的例子，“你的报道假如违反了色情管理条例，或者违反了广播管理条例，就会有人举报你，就会有监察部门注意到，就会有市民投诉，然后再反过来追究你的责任，这就是事后的管理。我觉得这种管理是理性的。”然后他用“大胆授权”概括了自己在凤凰的管理经验，“要相信人家的理性，要相信人家的能力。一个领导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授权，而绝不要恋权，不要威权，更不要滥权。我既然相信你，我就让你来负责。比如凤凰网的管理我基本不过问，我过问太多，你一天到晚揣摩我的心态就受不了。我既然让你大胆干，出了问题我们再研究怎么办。领导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授权。”

　　为了确认华文媒体可能达到的边界，我又拨通了两个香港的号码。其中一位是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谢志峰，他同时是辩论节目《城市论坛》的主持人。《城市论坛》已有30年历史，每周日中午在维多利亚公园现场直播，现场会邀请专业人士、立法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即席讨论各种议题，并邀请现场的市民发表意见。

　　“我们每周四早上开会，决定礼拜天的议题，以民众最关心、最有影响力、最具可论性这几个原则来确定题目，”谢志峰说，“然后再确定讨论人选，光谱要尽量拉得比较宽，极左和极右也包括在内。不怕不和谐，极端看法只有说出来，才有交换意见的可能。当然有一个纪律的前提：不能造假、诽谤、说脏话、人身攻击，也不能有肢体接触。”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对诸如“打造中国人的声音”的提法感到不解，“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什么是‘中国人的声音’呢？”他也坦言不喜欢“打擦边球”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堂堂正正的理想”。杜理想中的媒体是这样的：把握公众的需要而非兴趣；富有公义感；开放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挂掉电话后我恍惚了一小会儿，然后坐地铁去一所高校参加本刊的一个交流活动，学生干部的全程护送让人感到惊讶，并把我迅速带回了现实。没过几天，我看到了学校电视台对交流活动的报道，没有同期声，通篇套话，而学生们的嘘声——这本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在报道里一点儿也听不到。我突然想起了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10亿消费者》一书里对刘长乐和胡舒立的总结：“他们两位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各自的支持者网络上，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的确非常需要他们所提供的内容。”

　　“你承不承认，不管如何，凤凰还是给华人观众带来了新鲜另类的选择，甚至推动了中国在新闻、文化、言论的进步，如果你承认这一点，我们在有限空间里的动作就是有价值的。” 董嘉耀说。

　　查建英过两天还要去凤凰会馆录节目，她说自己会陷入周期性的自我疑问：是不是在参与一个小骂大帮忙、自我异化、自我妥协的过程？然而每次怀疑一番之后她都确认，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参与和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但是功不唐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