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凤凰的信息优势在内地得到了最好的施展，但凤凰的15年，也是中国互联网从小到大，乃至全面占据普通人生活的15年，网络迅速抹平了信息级差，并且迅速呈现出更丰富、也更尖锐的各种观点。

　　一些人开始对凤凰卫视感到失望，认为它越来越主流，越来越“大陆化”。“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凤凰的记者通常能坐到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也常获得提问机会。“好位置是占不到的，我们6点就去了，还只能在后面，或者两边，”一位市场化媒体的记者说，凤凰的某些特权在他们看起来“就像另一个央视”；一位观察者说，地方官员争着想上它的某些节目，仅仅是因为“海里”都看它的节目。与此同时，凤凰另一些关注民生的节目却有些命运多舛。

　　一位凤凰内部员工曾告诉我，某些地方会以掐断凤凰在当地的落地为要挟，阻止批评性报道的播出。不过刘长乐并不认为这是凤凰落地率面临的主要压力。“凤凰本身在国内的落地就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一个方面可能有政治的原因，一个方面我觉得用市场的原因来定位可能更准确一点。尽管我们也有一些着急，但新华社办了3个频道，尚且不允许落地，能让我们落这么多，已经是很包容了。我认为中国目前媒体的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网络的冲击、靠技术的革命所带来的，当然也有凤凰的功劳。”他又转折了一次，“不过，主要还是由于官方的豁达和开明。”

　　查建英2003年回国，2006年起成为《锵锵三人行》的常客，她从一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很淳朴的嘉宾”（窦文涛语），慢慢地学会了点到为止。她看电视并不多，总体而言觉得凤凰相对开放、平和，也有专业素质，“在很多限制下多说人话”，但周围也一直有朋友对她批评“凤凰的嘴脸”。

　　“民众认为你擦鞋，擦政府的鞋。”刘长乐直言不讳地说。凤凰卫视的一位评论员最近开了微博，被一些人骂得狗血淋头，“他的微博我看了，网上有三分之二的人骂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他，但香港一家媒体就只转骂他的。”而在此之前，有一家报纸却在猛批凤凰“站在西方立场，批评内地不遗余力”，“既然你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言论工具，不妨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不必再遮遮掩掩地标榜自己的所谓‘客观、公正’了！”

　　“我们为什么让阮次山、杨锦麟、何亮亮、邱震海……都存在着？”刘长乐说，“就是话语空间多元化的问题，如果我们变成一个声音的平台，那我们就不是凤凰了。谁人背后无人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左右中都有。”

　　那么刘自己呢？他大方地接受了一个50题的“中国政治坐标系测试”，对所有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到了最后，就和他不写微博的理由一样，他不希望公开测试结果，“主要是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太坦诚了会觉得对你的媒体的形象，有一些偏颇。”

　　作为“夹在中间”的人，他也提到了来自官方的压力，“有时认为你帮倒忙，觉得你不该讲的地方讲得太多了”，他强调这种管理和对中央电视台的管理不同，今年两会，广电总局的领导请港澳政协委员吃饭时，他就提出了“交涉”：“管理上我认为你们应该更科学一些，比如说关于利比亚和卡扎菲的报道，似乎这6个字都不能出现，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中国政府大力撤侨，结果也被你们迎客松了。”

　　在无数次的游说和劝说中，刘长乐总是喜欢举广东的例子：广东的老百姓开车天天听香港的广播，听得一清二楚，“广东出了多少事？没出多少事。人家有免疫力了。”

　　关于自己的“不被理解”，刘长乐说起当年批判《苦恋》却看得泪流满面的经历，在电影里，画家凌晨光被女儿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深沉的爱，”刘长乐说，“所谓比较深沉，就是有宽容，有谅解，也有委屈，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陋习，有非常多让我们恨铁不成钢的部分，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眷恋。”

　　“老板常常和主持人像兄弟一样地喝酒谈天，”刘长乐的另一位助理宋莹坤说，“他亲自组织主持人去唐山、天津参观，接下来还可能去重庆。他希望他们都能看看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不少主持人都很有感触。”

　　“作为（境外卫星电视）老板的委屈，大概只有我这个同行才能体会，”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说，“既要对权力忍辱负重，也要对观众忍辱负重，常常事倍功半，甚至连事倍功半都做不到，我是从心底里理解和尊重他，觉得他不容易。”

　　2006年6月8日，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传媒集团向中国移动转让了其所持的凤凰卫视19.9%的股权，仅余约18%的股权，退居凤凰第三大股东。关于默多克的退出众说纷纭，有媒体称他对未能借凤凰实现新闻集团在中国的扩张与受到的管制感到失望，也有声音说这只是其对中国市场的总体判断。

　　刘长乐当年接受采访时曾谈及，凤凰卫视90%以上的收入来自频道广告，“这是有很大危险的”，而与移动的合作增加了收入多元化的空间。到2010年，根据凤凰公布的年报，频道广告收入所占比例已下降到65%左右。凤凰早已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而对于曾想把凤凰当作进入中国的“窗口”的默多克来说，现在的角色更多只是一个投资人。“这是聪明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一位业内人士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