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刘长乐1951年出生在干部家庭，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到北京，又从西安到兰州，住在甘肃省委大院里，“在我父亲记忆中，我就一直在住校，全托从托儿所、小学一直托到中学，从居住地点来说是漂泊的，但又是稳定的，稳定在于你通过集体生活保持了和人的接触，你的社会性比较强。”

　　他从小就害怕被孤立。小学时，因为其中一个小孩写信指责他是“领袖”，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突然都不理他了。“那时好像真是天打五雷轰一样，我虽然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人离开了社会性，离开了朋友，那确实是灭顶之灾，太恐怖了。所以我怕这种情况出现，也不是说自己要苟且偷生，但总希望少得罪人，低调做人，不要太咄咄逼人。”

　　作为干部家庭子弟，他很早开始了大量阅读——一个信息公开的推动者早年是“信息特权”的受益者，这样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并不奇怪——在北京时，父母每星期读完《参考消息》都会留在桌子上给他看，“那时是真参考，分级别的”；在兰州，他得以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交换书籍，“他们家从北京搬到兰州后，很多书箱没打开，堆在仓库里，我们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撬，那段时间对我的成熟是帮助最大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只有内部出版的，你读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不只是杰克•伦敦那样的老美国。”

　　然而他对时代的理解似乎并未脱离主流。1970年，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主动选择了最苦的工程兵。曾有报道说他是为了避开文革混乱的局面，“我觉得重点是想离开平庸，”他解释说：“其实我当时分配在兰州制药厂挺好的，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非要吃这个苦，好像有点苦得其所的感觉。”他停顿了一下，“我想毛主席当年，好好的非在大雨中淋着自己，大喊大叫，这种年轻人的体验是近似于疯狂，但是又不应该说是不理智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他去了锦州，当了10年的兵，抢险修路盖房子之外还写东西，“一不留神写了不少军报的头条。”

　　和多数成功者一样，他把那段日子当作了“锤炼”：被动，却受益匪浅。“老三届现象在中国一直被人探寻着，但还探寻得不够，他们是耽误的一代，补偿心态非常强烈，但他们受到的教育，还有他们的环境，从正面说却打造了中国的脊梁。”

　　刘长乐离开军队回到北京后，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他的老师曹璐教授说，“他那时是班长，很富有凝聚力。这拨学生充满了紧迫感，不是那么书生气，可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阅历，对社会的理解更务实，更接地气。”

　　而刘在锦州的战友田义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兵不可不当，也不可长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