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的界限的艺术

　　在凤凰的头两年，窦文涛没有找到自己，“进了香港的套子，学港台主持，整天大惊小怪。”

　　有一次台里开会，商量明年要办一个3个人的谈话节目，每天一集，然后就谈到，谁来主持呢。不知谁说了句，文涛吧。会场哄堂大笑，笑声中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文涛自己说说，觉得怎么样？”那是刘长乐。窦文涛从后边探出头来，“‘我觉着也行，但是……’我刚准备说但是呢，他就把我打断了，说行了行了，我就不喜欢婆婆妈妈的，这事就这么定了。”

　　于是就有了“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做了13年，他从来没说过我应该干什么，从没要求我接受过某个嘉宾，他可能是特别害怕伤了你的创造性和自由感。因为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他说让你缩一寸，你可能就会缩一尺了。”

　　“自由感有多重要？百分之一千百分之一万的重要。这就是一切啊。没有自由感，根本做不出好东西。我记得有一次阿城对朱天文说，你找到了限制，就找到了自由。对我来说，限制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的冲动，你敢想点什么，我觉得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而不是生活在精神枷锁里。他也会告诉你各种底线和规矩，但他不会吓唬你。”

　　董嘉耀则说，做华人媒体，没有比凤凰更宽松同时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平台，“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我们从内地来的，少了很多束缚，而从港台来的，会发现自己的眼界还有影响力扩大了。”

　　“我们开玩笑都说，哦，我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丁雯静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起来，“凤凰一直在打擦边球，台湾政治的报道是它最好的利器，政治新闻恩怨情仇，最有戏剧效果。”她是台湾人，曾在凤凰台北记者站供职8年，报道过民进党的选战，更拍出了《1949大迁徙》、《民进党进退二十年》这样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并通过在台湾本地电视台播放实现了“假性落地”。“在纪录片上，刘长乐给了很大空间。2006年赶上红衫军抗议，凤凰大视野要拍民进党成立20年，这肯定要说到他们当年为台湾民主做的努力，全是客观讲述，胆子很大。大视野播出后，我记得刘春当时一听到电话响就担心是上头打来的。”

　　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录片《凤凰大视野》如今是非常赚钱的一个栏目，这正是刘长乐的高明之处：他用耐心、坚守高端和对话语空间的最大利用换来了品牌，也换来了广告。

　　“我和他有距离，我也并不了解他，我甚至不见得同意他某些具体的做法，”窦文涛说，“他的心很软，对人宽容，其实对破坏规矩的人宽容客观上等于欺负老实人，可他是性情中人，他的管理方式自有他的因果，因为他等得起，有人最后就成了。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类似情义的东西，后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每个主持人都认为自己和他有一种情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