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富二代精英：重压之下成长 大多数是好青年

　　“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撰稿・贺莉丹(记者)

　　女儿掌门，也正在成为全球家族企业中的一个趋势。根据海外家族企业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超过80%的企业为家族所有的美国，女性已占有美国全部股权的50%以上。

　　性别成了家族企业主甄别未来接班人的第一标准，也是女性继承的最大障碍。在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心目中，首选依然是儿子接班，其次再考虑女儿接班，因为，女儿蕴含着“外人”的含义。此外，女性驾驭企业方面的能力与她们的决策、抗风险能力，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家族企业内部也饱受质疑。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多数人仍然认为女性应该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是，在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些年轻的女性继承人，开始责无旁贷地挑起庞大的家业重责。

　　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约为1:4，这些年轻的女性，是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继业人选。记者也了解到，在极大的接班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女性家业继承者已经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份家业，许多人都无法顾及感情问题。她们往往被外界刻画成所谓“女强人”，让人望而却步。而鉴于特殊的身份与财富，她们实际可供选择的范围比想象中要窄得多。

　　与男性家业继承者相比，女性接班人与父(母)辈常能保持良好交流，两代人如果发生冲突，温顺的女儿也常能以柔克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家族社会学系教授雪伦・M。戴恩斯(Sharon M. Danes)与他的学生海瑟・哈伯曼(Heather Haberman)博士在他们的一篇关于《父子与父女家族产业经营传承比较》的研究论文中提到:在父女传承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更易建立起较好的共享、合作、综合平台，女性继承人的包容情绪，使得家族成员间冲突较少。

　　烦恼也是有的。“身为女性企业家，前期创业时，外貌的突出会让你比一般人多一些机会；但是，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你的外貌以及性别，对你会有阻碍，很多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花瓶’”，一位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这样对《新民周刊》记者感叹。

　　这些正处生命中最美好时节、肩负家业重责的“公主”们，她们是否幸福？她们是否能够拥有当初梦想的圆满婚姻？这些，鲜有人过问。

　　我们此番选择了“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很奇怪吧，墙壁上没有写‘天道酬勤’几个字！”位于上海城西的“添香”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中，许涛芳调侃道。雪白的墙壁上，几幅黑色线条的卡通漫画，分外醒目。

　　窄袖外套，牛仔裤，面容精致，玫瑰色蔻丹十分惹眼……这位生于80后的女性家族企业接班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更像时尚画报上的当季封面女郎――足以颠覆以往对女性企业家的所有刻板想象。

　　6年间，“添香”开发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据集团总利润的50%以上。

　　当然，这个天蝎座的女性继承人，不止有着鲜亮外表，不止能够适时表露出自己的个性，还有逾越她实际年龄的洞明世事的能力。

　　作为父辈企业的接班人选，许涛芳被认为是“富二代”接班的成功标杆，一路走来，步履颇为沉稳。个中滋味，有谁知晓？

　　孤独的童年

　　其实我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独立。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忙于做生意，比较少顾及到我和小我5岁的弟弟。有时他们回来，我们已经睡觉了；我们早上起来，他们就已经走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家里请阿姨带我们。童年时代，我除了要照顾自己之外，还要照顾我弟弟。很小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自己煮菜、做饭。

　　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很羡慕有些小孩，他们有爷爷奶奶、父母接送，而我们基本上是阿姨或司机接送，我的记忆当中，父母亲很少亲自接送。我记得，我的父母亲去开我的家长会，没有一次他们是从头到尾坐完的，他们基本上很晚才到，跟老师匆匆聊几句，就走了。那时的星期天，别的父母会带着小孩去公园，我的记忆中，没有过我小时候一家去公园的印象。

　　跟普通家庭的小孩比起来，我们在物质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想，这是因为父母在关爱方面可能给予我们的比较少，所以他们觉得尽可能要在物质上满足我们。

　　我们小时候当然不可能像李嘉诚的儿子小时候那样，去旁听公司的董事会，但我们那时就感觉到父亲做企业非常辛苦，要体谅大人。我父亲下海创业做服装，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企业家，王永庆他们，也是一样的。父亲的生活也比较简单，烟酒不沾，很少应酬，他的一生都一心一意扑在企业里面。

　　我出国是因为，父亲希望我到一个没有他保护的地方独立生活，他说，他是送我去吃苦的。所以，我去了新加坡一家商学院读书，念工商管理本科。父亲从来不限制我们，那时他没有说要让我接班。我那时也没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回来接班。

　　在新加坡念书时，我也在打工，因为我希望多了解社会，淋漓尽致地去体验。那时，我的同学基本上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费、学费，大家都不打工。我的很多同学跟我说:其实你不需要去打工，活得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想，如果要过安逸的生活，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呢！

　　那时，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做中文家教，常常下午一点下课后我就去教小孩子，早的话教到两三点，晚的话教到六七点，开始时只是想玩一下，到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要理财了。当时我一个月能赚到的最高收入，约合当时中国内地工薪阶层的半年工资。那时我在银行开了两个账户:一个账户是我父亲给我的钱，我想，这是万一我生大病时救急用的；还有一个账户，是我自己赚的钱，用作买小东西、吃饭等日常生活开销，后来经过合理规划，我赚的钱省下来还可以付学费了。

　　那时我也没有车。新加坡小，交通便利，我住的地方靠近闹市，我每天搭地铁上学。

　　前一阵子我还拿出我大学时代的“账本”，记得很细，我觉得我那时常常是记完一个月账以后，会去反省:这个月什么钱是不该花的，下个月要注意……现在看，数目其实特别小，然后就觉得我那时怎么这么傻！(大笑)

　　大学生活让我非常受益。我在国外也学到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多为别人着想。以前在上海时，是别人比较多地为我思考，那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后来到了国外就知道，尽可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可以克服的困难尽可能自己克服。我父亲现在也说我:怎么有些问题你也不拿出来说，就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地去做？这可能也是我那时养成的个性，我想自己独立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