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牺牲知情权 为了使得草案贴近现实，项目组进行了长达三百多天的社会调研，涉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他们将这称为“从社会逻辑到法律逻辑”。
“意料之外的事情很多，令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各个阶层（各个部门）诉求的差异，并在起草法条时考虑他们的利益。”项目组一位成员说。
在法院进行调研时，法官们提出，法院人手一直很紧张，他们很担心，这个法案出台之后，诉讼案件会“啪”一下增多。之前深圳市人大曾制定了一个交通法规，结果交通诉讼剧增。
消费者协会负责人则提出疑问：如果立法划定个人信息适用范围，以后消协还能否在媒体上曝光一些违法违规企业的信息？他担心，消协的震慑力就会大大降低。
深圳的互联网产业发达，不过，大部分企业对立法保护个人信息表示支持。“例如某网络公司就已经将个人信息分为非隐私信息和隐私信息进行不同标准的管理。”徐彪说，这一做法也被吸纳到项目组所起草的法条中。他发现，市场已经在对个人信息进行一些自发保护措施，但还“需要法律来给他们划定范围”。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公众对于人肉搜索的态度。受访者不仅多数认为不应禁止，更有39.87%的受访者选择了“直接立法确认人肉搜索合法性”。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在项目组起草的法案中，将不会明确禁止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民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一种表现，不应该一刀切。”徐彪说，如果这种行为对信息主体构成伤害，法律也是应当予以纠正的。
项目组认为，立法必须要着力规范空白的领域，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厘清信息收集、管理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权责，给予复杂的信息交互问题划定界限。
有救济可操作 《（深圳市）个人信息保护条例》草案也已拟定。2011年4月，深圳市人大法工委又将立法起草任务委托给深圳市律协。
“我们是作为律师团体来起草法律，最关注的就是可操作性。”项目组成员、律师石干章说，现在已形成雏形的草案，将会是现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条中最具操作性的。
至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并无专门立法，相关条文散落于刑法等法律中。2009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增加规定“非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徐彪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适用上述罪名必须满足“情节严重”的要件，但如何认定十分模糊。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深圳市律协受托起草的上述建议稿，具体举例说明了非法搜集、持有、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比如，公务机关收集个人信息必须符合三种情况在法定必要范围内、经当事人书面同意、对当事人权益无侵害，非公务机关收集个人信息，则应符合与当事人有契约关系、无害当事人利益、为学术研究必要等条件，违反上述情况就属于违法。
草案还规定，公民对个人信息拥有查阅权、更正权、删除权、收益权和知情权等权益，如果触动这些权益，也将构成侵权。
企业、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搜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被围上“防火墙”：草案建议设置信息收集使用的行政许可关卡，对擅自搜集使用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负责草案法律论证的项目组成员石干章发现，江苏、大连等一些省市虽然制定了相关行政规章制度，但也仅限于倡导，并没有规定权利遭受侵害后救济的办法。
从近几年的一些维权案例看，个人信息常常并非信息主体本人使用，侵权发生后也很难被发现，侵权程度的举证更相当困难和麻烦。
参照台湾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侵权发生就须赔偿，草案将规定，个人信息侵权诉讼时，只要证明侵权发生，侵权者就将给原告最低5000元的赔付。
“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与广东差不多，台湾的赔偿额度为2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也就在5000元左右。”石干章说，这一规定是充分考虑市民承受力后做出的。
鼓励行业自律 为了方便个人信息管理，项目组考虑建议政府学习欧盟国家，设置“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全面监管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状况。
“也可以将这一职能归到政府办公室或者工贸信息部门。”石干章说。
项目组研究发现，欧盟采取统一立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后遗症”。澳大利亚在学习欧盟模式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前卫的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结果执行时问题百出，特别是限制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采取统一立法的基础上，也借鉴美国鼓励行业自律的方式。”石干章说，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就是将一部分的监管权限下放到行业协会，保障信息行业合理利用信息以促进产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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