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

　　对于这些上海知青和他们的后代来说，户口和身份认同始终遥不可及：在新疆，他们是上海人；在上海，他们又成了新疆人。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上海

　　我一定让你走得风风光光

　　一个月里，吴祥志们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时，他去看望唐长根。那时，老唐戴着呼吸机，烦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医保卡里的３万块报销额度早就用光了。那个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愤愤不平地讲述四处求助均被拒绝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末了，他掏出一件衬衣。

　　吴祥志愣住了——衬衣被染过似的，满是大片大片的血迹。“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说。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他住在了母亲家。不久，母亲病逝，遗嘱里把房子留给了他。这是兄弟反目的开端。为房子今后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大打出手，直到遍体鳞伤的老唐被送进医院。老唐盯着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气，充斥在回忆中。沉默了许久，他冷冷地说：“亲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开追悼会那天，天色骤变，上海下起了大雨。吴祥志带着几十位老人一同为老唐送行。他们并不认识老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上海知青。

　　他们都是1963-1966年间，被送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分之一。那时，国家刚刚经历过大饥荒，边疆依旧动荡贫穷。而被视为道德堕落之所的城市，发展规模被严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余出来，无法被计划到就业和升学中去。在浪漫的乡村理想和发展现实的双重策动之下，知识青年远赴穷乡僻壤的蓝图被勾勒出来。10万上海知青进疆的成功，拉开了此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随着运动的破产，这10万知青，有一万多名顺利回到了故乡，剩下的人，或扎根新疆；或滞留上海，退休回城，为户口为晚年保障，长年累月地奔波。

　　去年上半年，老唐还是奔波群体中的一员。吴祥志眼前闪现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吴祥志满脸沧桑，表情倔强，像悬崖边上弯曲的树。2007年，他60岁，按照政策，终于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随退休的妻子回城时，户口问题就开始成为他的困扰。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的老家正在动迁，如果户口顺利迁入，他将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为赔偿。嫂子提出，必须交20万，才能入户。随着房价猛涨，要价又开到了50万。

　　亲情在利益面前撕开了不堪的面目。他试图向嫂子说情——三十多年前，兄弟俩必须有一个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牺牲。“那是你自愿去的”，嫂子并不领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况，“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愿管。就这样，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处讨说法。

　　在上海，他“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几年后，他找到了知青群体，终于有了归属感。他还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谁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问金；谁死了，他组织追悼会、送花圈……

　　这些年里，他似乎习惯了悲伤，“今天还一起参加追悼会，过几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对象。”他看着当年前赴后继踏上通往新疆火车的少年们，如今前赴后继地死去，仿佛看着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带走。

　　为什么要回上海？这成了他经常追问自己的问题。

　　而每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新疆总到梦里造访：熟悉的道路，地里的劳作，和妻子缝制裤子的场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们共同的梦境。

　　在韦木英的梦里，新疆化身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里摘个不停。

　　在谢虎礼的梦里，他总是手扶独轮车，在荒地上推来推去。怅然四顾，发现到处是茫茫戈壁滩。心恍惚着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么，怎么又到了新疆？原来，回上海只是一场梦……

　　“我是上海人”

谢虎礼父子（小左）

韦木英

　　“我是上海人！”谢虎礼拍拍胸脯，一遍遍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过去十多年里，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为“新疆”。

　　1964年，他听着“羊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的童话来到新疆，却看到满目的荒芜。第一个除夕夜，他们啃馍馍，喝白菜汤。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几十年前被卖到日本纱厂当童工的小珍珠的命运：

　　“妈妈啊！我哪天不在想着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对你讲。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到今朝盼着妈妈你到上海，妈妈啊！赶快救我出火坑！” 随即，整团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听我唱小珍珠么？”这天，在老知青韦木英的小房子里，微醺的谢虎礼闭着眼睛再次唱这首沪剧，韦木英轻轻附和着。阳光穿过石库门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们脸上，韦木英哭了起来。相比起故乡的亲人，他们更喜欢呆在知青群里。他们随意串门，一块吃饭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语，自在而亲切，随时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别的安慰。

　　在上海，谢虎礼始终有一种不愿承认的隔阂感。当他大口喝酒时，他会说，我们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忆起新疆，却永远逃不出这样的词语：忍饥挨冻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劳累，夏天开荒时成千上万的大蚊子……

　　1980年一个礼拜天，谢虎礼得知了云南知青“胜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里都激荡着逃离的冲动。到了傍晚，他敲响大钟，“上海知青托儿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广而告之，大家最终决定，选出5名代表到各团各连串联。

　　当晚，谢虎礼几人拦了拖拉机，一路颠簸七十多公里，从塔里木河北岸一直开到了终点塔河南岸。黑夜里，他偶遇了知青欧阳琏，两人一拍即合。此前，欧阳琏和其他知青已经为回城上访多次。第二天，他们决定，在塔河两岸宣传回城的决心。

　　11月初，欧阳琏鼓动成千上万知青集结到阿克苏城区，但阿克苏地委不愿意对话。11月23日开始，他们绝食了近一百小时，直到欧阳琏收到电报，被告知中央工作组将会到来。12月11日，上海知青请愿大篷车队途中翻车，3名知青遇难，阿克苏地委终于发出给知青签发户口的文件。

　　那几天，拿到户口的谢虎礼沉浸在回城的喜悦中，他变卖家产，收拾家当。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从广播上传来：阿克苏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所发的户口证全部作废，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谢虎礼一阵绝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当时只想到了死。”醒来后，他暗下决心，一有机会便逃离新疆。

　　1981年秋，机会终于来了。谢虎礼带着妻子张维敏、两个孩子谢萍和谢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于1974年的龙凤胎，名字寄托了父母朴素的希望——平均。他们希望孩子得到同样的宠爱，享受公平的命运。

　　回城最初的日子里，谢虎礼一家挤在张维敏哥哥的小房子里，占据着半个房间。谢虎礼从来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间。他成天泡在外面，做着各式小生意：摆康乐球、卖童装。

　　不幸的是，这一年，国发91号文件的出台几乎阻断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称要“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列出10种规定，把知青们划分为三六九等，除了1.5万人符合规定可以调回上海市区或上海所属的外地农场，其他的“一律动员返回新疆农场”。

　　谢虎礼夫妇正是属于要被“稳定在新疆”的大多数。谢虎礼的小摊不断被没收，他在上海街头四处流窜，连大舅子也被停职了。他被告知：谢家什么时候回新疆，什么时候恢复工作。但这些都不能动摇这对夫妇的决心，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从学校被驱逐出来。

　　1984年，谢虎礼带着一家子，再次踏上开往新疆的列车。车上，他和妻子张维敏听到一声惨叫，随后得知，一个家庭的父亲跳下了火车。3天3夜后，他们抵达新疆。谢虎礼望向窗外，一股绝望之感向他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