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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菜”的问题,对于“有身份的人”和“有关单位”来说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有自己的专属基地,自己吃是安全、最经济,可是,老百姓的菜篮子问题谁管呢?面对持续走高的菜价,不少地方展开了“种菜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解惑一个问题:菜价高涨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问题?菜农难为无地之耕——这是一个必须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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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经济”早有传统,岂能算新闻
自供食品只解决自家,解决不了其他人
市民从“偷菜”到“种菜”,菜篮子越拎越沉
房子可以只买一次,青菜总得天天要吃

农民弃“种菜”学“上楼”,并不一定幸福
菜农难为无地之耕,融城市谈何容易

 

     “大院经济”早有传统,岂能算新闻

    ——自供食品只解决自家,解决不了其他人

“大院经济”早有传统,岂能算新闻

  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博客里,一篇“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博文被广泛跟帖和转载。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几个省级国家机关,均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去年在西部某省机关食堂吃饭,陪同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详细]

雇人种菜有基地,“私家菜园”很绿色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指出,这种自供现象根源于中国的特供系统与大院经济,一些地方政府也想寻找稳定的基地以形成自己的特供系统。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背离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业化的趋势。这表示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成本很高”。

自供食品只解决自家,解决不了其他人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计国:食品安全问题本来就反映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心理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价值评价体系失衡,“钱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就比着去弄钱,于是有了食品安全问题”。 彻底解决食品安全和监管难题,何计国认为,需要整个社会的系统改造。

 

     市民从“偷菜”到“种菜”,菜篮子越拎越沉

    ——房子可以只买一次,青菜总得天天要吃

市民从“偷菜”赶“种菜”,菜篮子越拎越沉

  应对高房价不说,现在连新鲜的蔬菜都吃不起了。在各种农副产品一轮轮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涨价潮后,10月份CPI最终创下25个月来新高——4.4%。10月份本是多种农产品的收获时节,但全国蔬菜价格却同比上涨31%,水果价格上涨17.7%。

  对于富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不就是几毛钱或者几块钱的事儿吗?但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却有些吃不消了。连方便面、街头卖的胡辣汤都涨价了,菜价能不涨吗?其实相对于高房价,高菜价更有一种逼迫感。因为房子或许一辈子只买一次,可是粮食、蔬菜天天要吃,房子可以住旧的,可以租,可是饭菜天天都要吃,吃不起饭了,自然就更买不起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百姓起码需要顾得住日常必须的消费开支,这是一切事情的前提。

“偷菜”徘徊于虚实间,被压抑的欲望要宣泄

  成都丞杰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刘盈:弗洛依德有个“游戏宣泄理论”:“游戏是被压抑欲望的一种替代行为”。人们痴迷于“偷菜”,何尝不是对积久成疾的欲望的宣泄呢?生活的重压,逼得都市人群迷惘而压抑,唯有从游戏社区里获取廉价的“惬意和成就感”。[详细]

种菜自力更生,捂好钱袋子才不被菜篮子压瘪

  如果说前几年体验“农家乐”风靡一时,曾让很多人体验了一把“农趣”生活,随着这两年的网上“偷菜”到越来越多的人去“种菜”,其背后是正视生活、应对生活负担的无奈之举: 在广州、在武汉、在四川、在海南琼海市人民路两旁一段约一公里长的绿化带成了一些市民的菜园子。[详细]

    在广州、在武汉、在四川、在海南琼海市人民路两旁一段约一公里长的绿化带成了一些市民的菜园子。里面种有叶菜、豆角、地瓜等作物。种菜的居民说:眼下菜价涨得厉害,他们只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农民弃“种菜”学“上楼”,并不一定幸福

    ——菜农难为无地之耕,融城市谈何容易

农民弃“种菜”学“上楼”,并不真幸福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殿奎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经主要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地,现在基本上没有菜地。这些区域原先的菜地面积能保证在17万亩以上,现在已缩减至不到1万亩。由于这些区域的菜地数量微乎其微,已经不在相关统计之列,“主要是量太小,现在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一定程度上挤占了菜地。”[详细]

失去地的农民,不再是农民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各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山东诸城“整建制”地将一个县的村落“消灭”,河北廊坊未获审批就先“挂钩”大搞撤村复耕,乱象不一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在土地财政推动下的圈地大跃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遏制,必然会酿成悲剧。[详细]

虽然进了城,农民也还是个农民

  目前看,诸城村改居在这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是在村改居方面走在前列的土墙社区和辛兴社区,村民医疗保障仍然是新农合,社保和最低生活保障也仍然是按原农村的标准执行,在个人福利方面的缺失,仍是进城路上最大绊脚石。[详细]
  我国进城农民工已将近2亿,在他们的背后是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如何破解制约农民工子女城市就学的诸多难题,确保他们的受教育权,是关乎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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