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集中悔过的三个时间段：双规、庭审、入狱后
“双规”阶段：问题官员希望以忏悔逃过司法
由于“双规”是纪委系统主导，贪官一旦被“双规”控制，在判断事态严重到自己足以被押上法庭时，大多希望将自身的贪污行为，圈定在党的纪律处罚条例范围，以党内处分内部消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封封贪官所写的认罪忏悔文本，会从“双规”地点递出，上交给纪委部门，以期望逃过司法程序，止步于党内的纪律检查体系。[详细]
司法审理阶段：先忏悔后翻供屡有发生
成克杰但对于贪污数额巨大的贪官来说，仅仅适用纪律检查并不现实，于是接下来，贪官将直面司法程序。在司法程序中，特别是在法庭上，大部分贪官出于认罪减刑的目的，会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法庭忏悔。但也有在纪委环节忏悔之后，在法庭上翻供的案例。其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最为典型。而这种“吃了吐”的行为，也恰恰是忏悔录这种官员文体的虚实所在。[详细]
入狱之后：贪官悔过集中出现于报纸和专题片
而在走完司法程序，忏悔录也将在贪官入狱之后集中出现。此时被关押的贪官变成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被拍进电视纪录片，供高墙外的党员干部学习警示。一系列的忏悔产品，也将在这条忏悔生产线上出现。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报纸还专门设有《忏悔录》栏目，定期刊发贪腐官员的忏悔心得，形成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交叉覆盖。[详细]
五花八门的贪官悔过：有的自我表扬 有的“才华横溢”
以退为进型：文强借悔过之名为自己辩解
文强受审
重庆市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其悔过书中就写道，十多年里他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获得提拔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在各种贪官受贿的庭审中，这种“悔过”的论调常常会出现，这其实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即以“悔过”为名，实则进行“辩解”。[详细]
自我表扬型：声泪俱下说自己是“好官”
除了自我辩护，甚至还有官员在“悔过书”中进行自我表扬。2011年5月，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重庆市忠县原副县长王开健受贿案。在法庭上，王开健声泪俱下地进行了“忏悔”。他先是着重强调了自己是个“好官”，30年从政经历中“前20年”能廉洁从政。然后话锋一转，称妻子长期患病花了不少钱，且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家庭对钱的需求的增长，他开始“碍于情面”收下了一些“朋友”送来的钱。[详细]
装傻充愣型：法院院长不知贪污严重性
尚军在庭审现场而装傻、装糊涂的贪官也有不少。曾任安徽省阜阳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来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尚军在其“忏悔书”的开场白中就说：“几个月来，在检察院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的教育和帮助下，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这让外界啼笑皆非。有网民就质疑说，作为担任中级法院院长的官员，居然认识不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危害性”，实在是有“装傻”之嫌。[详细]
才华横溢型：女贪官悔过引用康德名言
湖南省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双规”期间，尹春燕写下了3300多字的悔过书。“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这是在悔过书的开头，尹春燕引用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尹春燕的悔过书是我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参与调查的一位株洲市纪委工作人员说。[详细]
痛说苦难型：贪污腐化皆因出身寒门？
据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在“忏悔书”里的自述，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并且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本人也曾经“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过。改革开放后，他家里收入大大增加，使他“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这种叙述就事实和态度来说都是可信的。在这么“忏悔”的时候，许迈永虽是在向“组织”表演，但主要是演给自己看，进行自我同情。从语境上看，他已经沉浸入“痛说革命家史”的抒情氛围中。
贪官悔过有“固定套路” 写的再好也未必轻判
贪官悔过书的经典格式
贪官悔过书有时候挑战的是法律纵观成克杰、刘志军等落马官员的悔过书，相似之处颇多，似乎官员悔过已形成了固定的套路：先说自己如何努力，然后说组织上如何培养自己，再然后说辜负了培养，私欲膨胀、放松了学习、法律意识淡薄、存有侥幸心理，结果翻了船等等。结尾是写教训并不忘写自己的无辜。最后和建设祖国联系起来，写明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和谐、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详细]
悔过书写作也有高频词汇
在“双规”未结束，法庭未定案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前，贪官的忏悔都带有两部分内容——痛说个人经历以及自责一念之差。这一混搭组合的直接指向，是希望组织念及自己的旧功与认错态度，从轻发落。以此为基础，“放松世界观改造”、“脱离组织生活”、“放弃政治学习”等政治正确的忏悔语言成了贪官忏悔的高频词汇，这样的用词扎紧了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提高了“通过率”。[详细]
个人自白日趋多元，落马怪组织不提醒
直到近年，贪官的忏悔用语才逐渐多元。“对不起党”的哭诉，与抱怨交友不慎，感叹“二奶”毁其仕途的忏悔逐渐交织在一起，2009年，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还当庭忏悔说“辜负了选民的信任”。而甘肃省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李人志，其在忏悔中写道，“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详细]
绝大多数悔过贪官都不曾轻判
贪官在案发后，为了求得从轻处罚，才写下套话连篇的“悔过书”，这是为了在审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从现实司法实践上看，写“悔过书”的贪官，绝大多数都达不到其“减轻处罚”的初衷。依照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立功情节的话，法院才可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写“悔过书”既不属于自首，也不属于立功，顶多与“认罪态度良好”沾点边，法院一般不会根据这一点对一个被告人减轻处罚。[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