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至1943年，战士们除了与疯狂“扫荡”的鬼子开展斗争外，还要训练、学习。因为经常打仗，为了不耽误文化课学习，文化教员就给每个战士的背包上绑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两个字，每个人背包上的字都不一样，走在路上，后面的战士就可以看到前面小黑板上的字，休息的时候，就用小树枝在地上写，文化教员晚上还要考试。
提起那段又学习又打仗的生活，现已82岁的张汉杰老人至今难忘，“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成长那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学习。”
“乒———乒———”，看见两个日本鬼子在河边喝水，埋伏在对面河沟里的张汉杰放了两枪，“刚得到一支38式步枪，又是第一次正面接触日本鬼子，手直痒痒，放了两枪，但没打中！鬼子骑马跑了。”
1941年春，苏北淮海、盐阜，新四军3师肩负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与敌人展开了游击战。18岁的张汉杰是3师8旅警卫连1连战士。这一天，警卫1连在河沟里监视敌人，河对面，敌人已经架起了一排机关枪，连长高连集提高警惕，注视着河对面的情况。
高连集和张汉杰是同乡，人称“高大个子”。张汉杰突然放了两枪，高连集感觉不妙，立即将其拉到战壕里，“你不要命啦！”张汉杰吃了耳光，“我刚被拉到战壕里，就听见河对面一连串的机关枪声，敌人向我们这边扫射。”
“你这小孩，瞎整呢！”听到嗖嗖的机关枪声，张汉杰这才意识到连长救了自己一命。
到苏北开辟根据地
夜闯陇海铁路，遭日军追击，战士们用帽子盛饭，边走边吃
1940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陈毅率新四军主力北上，八路军黄克诚率部南下，准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5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115师344旅和新编第2旅，从冀鲁豫边区南下苏北。张汉杰是新2旅5团1营4连的战士。
“部队从冀鲁豫边区出发，在范县渡黄河，经过山东鄄城、郓城、金乡，巨野、沛县、丰县、砀山等地，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陇海铁路。
“我军选择从徐州和商丘中间的黄口，穿过陇海铁路，准备夜里行军。过铁路前，部队行进到距离铁路20公里处的村庄待命，每人右胳膊拴一条白毛巾作为标记，还制定了严格的行军纪律，如遇到敌人不准乱动和随便开枪，一定跟上，不要掉队，不准吸烟和有火光，身上装备不准有响声，绑腿和鞋要缚紧等。”
晚7时30分，夜色刚起，在距离铁路还有一里路的地方，张汉杰和战友们跑步前进，“还好，过铁路的时候很安全，没有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越过铁路后，我们又快走了2里多路恢复正常行军。”
安全越过铁路，一夜之间行军80余里，次日上午6时许，部队安全到达夏邑县境内，宿营。
“走了一夜的路，大家都饿了，部队正要开饭，突然西北方向响起了枪声，从徐州、商丘出来的1000多日军正在追击，营长命令2连掩护，其他部队顺公路沟向后方撤离。”
“把帽子摘下来，每人盛两勺小米干饭，边吃边撤！”情急之下，连长下令。
“刚做出来的饭烫，管不了那么多了。”
11时，4连接到命令，停止前进，接替2连担负掩护任务。
“我们连占领了一个土寨子，在北墙上约200米的正面严阵以待。从寨子垛口，我们看到日军汽车扬起的尘土，端起步枪、机枪扫射，使得日军没能靠近我们。”
敌我双方僵持数小时。下午4时，敌军突然撤退，张汉杰和他的战友们也撤了下来。“日本人认为八路军是夜老虎，害怕八路军夜战，就停止战斗，寻找安全的地方。”
没打响的小柳巷战斗
壮行酒喝了，伪军却挂了白旗，战士们有些遗憾
“我第一次冲锋，第一次喝壮行酒，就遇上了这等事，有些泄气。”82岁的张汉杰老人提起自己当兵时的第一次冲锋，仍是满脸遗憾。
1940年7月，黄克诚率部队越过津浦路，执行中央“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方针，进军皖东北。10日后，部队到达洪泽湖边，淮河北岸的双沟镇。
双沟镇是皖东北重镇，东临洪泽湖，南距淮河约5公里。“在淮河南岸一个叫小柳巷的地方驻扎了汪精卫的一个伪军营，经常出外抢掠、骚扰附近的老百姓，攻下这次伪军据点，那次没打响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
5团1营担负了消灭此据点的任务，张汉杰所在班的12名战士负责冲锋。
伪军据点建在山上，城堡约100平方米四面都设有岗楼，易守难攻，“部队夜渡淮河，拂晓前包围了据点，进入战斗后，2连从西南方面攻击，1连、3连掩护，我们4连为预备队。”
农历8月13日上午6时，战斗打响了，“打了两个多小时，据点仍没有攻下，营长随即改变策略，命2连停止攻击，由4连从敌据点之东门发起攻击，而我们2班担负尖刀班，负责冲锋。我们12名战士，一身轻装，只带了枪、子弹、手榴弹。营长詹玉贵讲话，给我们打气，团长、政委都来壮行，一人喝了一碗壮行酒，还照了张相。”
12名冲锋战士中，17岁的张汉杰年龄最小，也是第一次冲锋，“冲锋班的战士冲在最前面，很有可能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喝酒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可能有去无归，就喝了一大碗酒给自己壮胆。”
冲锋号响了，战士们出发了。
在距离敌据点40多米的地方，营长詹玉贵开始喊话，要求伪军营长出来对话，双方恪守信义，在对话过程中不开枪，“大敌当前，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了祖国的存亡，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决不能给日本人当走狗。你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要再帮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啦！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追究你们的过去……”
营长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向敌人喊话，4连战士已经架好梯子、架好了轻重机枪，尖刀班已经上好了刺刀，屏住呼吸，冷静等待，等着冲锋号吹响，和敌人死拼。
“没想到，过了大约10分钟左右，敌人从垛口内打出了白旗，‘我们投降，请八路军长官受降’。”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活着干，死了算！听说敌人投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准备得很充分，但仗还没打，敌人就投降了，战友们有些泄气。”
时隔一日，便是中秋。
苏北首次反扫荡
日军主力被歼灭，全村民兵和老百姓围堵逃窜鬼子
1940年10月10日，经过半年的艰苦行军和战斗，行程5000余里，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终于与新四军胜利会师。陈毅即兴赋诗：“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刘少奇率部队进驻盐城，组建了新的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黄克诚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被编为新四军第3师。
张汉杰也由八路军变成了新四军，这时候的他，是3师8旅的一名侦察员。
1942年，新四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但随即日军的大扫荡也开始了。
1943年春，日军为确保其苏北与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加强对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腾出兵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张爱萍负责领导8旅、7旅以及盐阜地区武装力量在内线与敌人展开斗争，由于部署周到，首场攻坚战，陈集战斗便取得了胜利。”
陈集位于阜宁县县城西南13公里处，有200余户居民，为盐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扫荡后期，日军崖畅也中队56人侵占了陈集，构筑碉堡、掩体、围壕等工事。把陈集作为控制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据点。
3月25日晚，战斗开始打响，“8旅23团趁黑夜进至陈集北面朵庄集结、然后又隐蔽到太平庵附近迅速展开。22时，1连、3连从镇北、2连从镇西、5连、6连从镇东同时发起攻击。1营进入陈集后，对敌人主力部队驻守的民房实施夹击，迅速占领了几栋民房，击毙日军20余人。
“在这次战斗中，我被分配到指挥所，跟随首长担负侦察通讯任务。26日凌晨4时，我跟随副师长张爱萍赴前沿阵地视察，阵地距离敌人驻守的民房不远，前沿的同志告诉我们，敌人仅和我们一墙之隔，话音刚落，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幸好首长没事。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副师长张爱萍重新部署，决定从陈集的东南、西侧加紧攻击，迫使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将敌人消灭在运动之中。”
激战10多个小时，26日上午9时许，敌军主力被歼灭，仅剩16人向西北角阜宁方向逃窜。
“有当地老百姓和民兵的协助，逃窜的鬼子也没能成为漏网之鱼。当时下着小雨，部队在后边追，老百姓和民兵拿着棍棒在前面堵，十几个日本鬼子像老鼠一样滚爬着乱逃，有的甚至还趴在地上装死。”
陈集战斗是反“扫荡”的首次攻坚战，其胜利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全面反击起到了鼓舞作用。
最危险的一次侦察
眼看鬼子就要跑了，可自制的子弹愣是打不响，着急
在苏北抗日的5年中，张汉杰做了3年侦察员，“我们侦察员直属司令部，每天派人跟踪敌人，甚至在距敌人二三百米的地方，监视敌人的行军和宿营情况，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令张汉杰最难忘的是他的那次最危险的侦察经历。
1943年春，日军疯狂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军民生活困难。“3月10日，我军向敌人发起反击；3月11日，8旅司令部驻守阜宁县西约40公里的淤黄河大堤，日军则向涟水、淮安方向败退；3月12日晚8时，司令部命令我和另外一名侦察员丁东荣沿淤黄河大堤往南，到陈码头一带，侦察日军炮兵、骑兵、步兵的数量。”
当天夜里，他们俩出发了，“沿淤黄河大堤向南走，到陈码头约1公里处，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距我们约1华里的地方，接连好几个村子里都有敌人。上午6时许，敌人开始整队向涟水、淮阴方向进军，队伍排了约3至5华里，有炮兵、骑兵、步兵。我们隐蔽跟进，仔细观察，发现炮兵是马拉的三八野炮，约10余门，兵力很强。”
查清敌人兵力情况后，张汉杰和丁东荣准备返回司令部报告情况。
“在返回的路上，我突然发现在距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兵，骑着摩托车，拉着防毒面具和军用品，身上没有带枪，腰上挂了两颗手榴弹。”
“干掉他！回去报告也不晚！”丁东荣说。
“我们慢慢向敌人靠近，突然向他冲过去，他发现我们俩后，丢下车子撒腿就跑。我们俩立即开枪，丁东荣的一枪没打中，可我的连响都没响，追了一段路，进了一个小村庄，村里有鬼子，丁东荣胳膊上中了一枪。”
张汉杰视这次经历为一次无可奈何的“笑料”，“《游击队》歌里有句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就是当时的部队现状，武器火力差，我们连光炮就有三种，枪支更不用提。那天，我拿的是个小步枪，找不到合适的子弹，只能自己动手做了，找一些用过的弹壳，里面装上火药，加工一下就上阵了，有时候还真管用，可那天偏偏没打响。”
“丁东荣受伤后，先撤离，我去追那个日本兵。跑了近百米，我遇到了村子里的一个民兵，才将鬼子击毙。我向回跑，谁知这一枪，惊动了日军，敌人的骑兵队追了过来。我跑向大堤，顺着大堤沿小河南岸跑去，游过一个约40米宽的冰河，刚过去就发现两个骑兵站在了河对岸，幸好敌人没有发现我，这才脱险。”
背包上的“小黑板”
战士们文化程度低，在打仗之余，还要学习文化课
张汉杰念过几年书，这在当时，可算是了不起的了，“别看我年纪小，可是个小秀才！”
1942年至1943年，战士们除了打仗，还要训练、学习。“只要有时间，连里就要组织战士进行文化课学习，每天上午两个小时，学习政治军事文化课，但很多人要从识字学起，我就不用了，有时候还可以给文化教员帮忙。”
“经常打仗，为了不耽误文化课学习，文化教员就给每个战士的背包上绑一块小黑板，上面写两个字，每个人背包上的字都不一样，走在路上，后面的战士就可以看到前面小黑板上的字，休息的时候，就用小树枝在地上写，文化教员晚上还要考试。”
提起那段又学习又打仗的生活，张汉杰至今难忘，“我们的部队为什么成长那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学习。”
“当时，部队都有宣传队，我上过学，在连里是有名的小秀才，于是经常领大家唱歌、写一些宣传标语。”
打仗、学习、生产劳动，张汉杰和他的战友们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呆了5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8日，黄克诚率领部队开赴东北，1946年整编为东北野战军第39、43、44军。张汉杰也随部队到了东北。
解放后，张汉杰参加过抗美援朝。1953年直至退休，张汉杰一直在洛阳、北京、西安的炮兵学校任职。
如今已经退休的张汉杰在解放军兰州军区西安老战士大学学习，没事的时候，喜欢写写画画。在西安市二炮洪庆干休所的家里，到处悬挂着老人的书画作品，老人喜欢画马，喜欢骏马那股子英气。本报记者刘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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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苏北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建军时共10329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1940年春，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应派部队与新四军合力发展华中的部署，陈毅率新四军主力北上，八路军黄克诚率部南下，准备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陈毅在盐城和黄克诚会师，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并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新的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1至第7师和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开辟巩固苏北根据地的是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师长兼军区司令。苏北根据地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分别建立军分区和行政公署。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改编初期两万余人。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是苏北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第17师团一个旅团和伪军第36师对苏北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大扫荡。1943年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调集日军第17师团、35师团、15师团之独立12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八九千人，以海、空军配合，对苏北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弧形大包围圈。
面对日军扫荡，新四军3师依靠游击战大部转移。其间的惨烈以3月18日的刘老庄战斗为最，3师7旅19团4连82名战士全部阵亡。
4月中旬，“扫荡”基本结束，新四军进行局部反攻，收复失地，攻克日伪军据点30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归降。
1944年，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中国战区正面战场进攻，从苏北抽走部分兵力，3师开始局部反攻。日伪军被压缩到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3师发展到7万余人。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3师进入战略反攻。分别于9月6日和22日攻下淮阴、淮安，加上此前已攻克的沭阳、宿迁、泗阳等县城，苏北主要区域都已成为新四军的根据地。(根据《黄克诚自述》，《苏北抗日斗争历史资料》)
人物档案
张汉杰
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鲁西（现河南省范县柳园）；
1938年5月，参加鲁西抗日游击队二十七支队；
1940年参加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二大队一营四连战士；
1941年2月至1943年2月，新四军三师八旅，担任特务营二连副班长、班长，工作队侦察员；
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八旅23团，先后担任1营重机枪排长，政治处民运员；
1949年1月，四十五军炮兵团一营教导员；
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四野特种兵炮五师42团，先后担任一营教导员、42团政治处主任；
1953年3月，志愿军四十军一一八师炮兵团副政委；
1979年8月，二炮技术总队，副政委；1980年8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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