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图)

葛浩文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生死场》（萧红）、《天堂蒜薹之歌》（莫言）、

　　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赋格 张健 发自北京

　　被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接生婆”的翻译家葛浩文说，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

　　葛浩文

　　出生于1939年，19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葛浩文的翻译清单包括萧红、陈若曦、白先勇、李昂、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老鬼、王朔、莫言、虹影、阿来、朱天文、朱天心等二十多位名家的四十多部作品。

　　南方周末记者在24小时内三次见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

　　第一次，是3月13日下午2点多钟，北京故宫坤宁宫基化门内，小说《狼图腾》英文版首发仪式。葛教授对一众记者简短发言，说的是普通话，流利而准确，口音如他形容的那样，有点“南腔北调”。《狼图腾》作者姜戎没有露面，葛浩文一上台就用闽南话讲了一句台湾俚语，翻译成普通话告诉大家，意思是“没有鱼，虾凑数”。他把作家比作鱼，译者是虾，是配角。

　　夏志清教授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不仅“首席”，甚至几乎惟一。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在美国，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差不多成了一个人的天下，这个人就是葛浩文。”厄普代克比喻葛浩文是“接生婆”。经葛浩文之手，萧红、白先勇、王朔、莫言……甚至“80后”的春树（《北京娃娃》）等二十多位中国大陆和台湾作家的四十多部名作在英语世界呱呱坠地。

　　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

　　当天晚上，记者赶到三里屯“书虫”书店听葛浩文的讲座。这是“书虫”举办的国际文学节的一项节目，葛教授谈中国当代小说。

　　之前记者到书店买这场讲座的票，被告知票已卖完，只能“候补”。讲座定于6点30分开场，推迟了将近20分钟。书店里人头济济，不少人和我一样因一票难求徘徊场外。

　　记者勉强可算葛浩文的读者。大约十年前，不完整地看过他主编的中国大陆当代短篇小说译文集《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惟一认真读过的葛浩文译作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的《荒人手记》英译本，葛浩文与夫人林丽君合译。朱天文的原著是一本以“文字炼金术”写就的划时代之作，出于对作品本身的兴趣我才买来英译本读。本来，除非对翻译感兴趣，一个母语是汉语的普通读者是不会关心中国文学的外文译本的。

　　这也是为什么葛浩文讲座的听众基本上是“老外”的原因。葛浩文的读者属于英语世界，他的事业与中国作家息息相关，与中国读者则关系不大。

　　幸运地候到一张退票，讲座也终于开始了。这是一个轻松的场合，座上不少听众手里端着葡萄酒，在故宫正襟危坐烤了一下午太阳的葛浩文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话题就从他的个人历史说起。

　　葛浩文年轻时不爱读书，成天贪玩，喝酒、跳舞，“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做过”。他在南加州长滩一所不怎么样的公立学院念书，可能是学校里最差的学生，差点毕不了业。日后让他觉得可笑的是，他这个差生基本上每门课都蒙混过关，惟独一门“亚洲历史”一点也学不下去。第一堂课，老师刚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这位未来的汉学家就想：“学什么中文？！我连英文都还没学好呢！”

　　毕业后，身无一技，找不到事做，只好当兵。那是1961年，越南局势日趋紧张，谁都明白在这个时候参军有多愚蠢。22岁的愣小伙子进了海军学校，绝大多数同伍被都派到太平洋舰队的驱逐舰上，他却给派到台湾当了一名通讯官。台湾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他毫无概念。

　　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什么正经鸟事儿都没干”。但他终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驱逐舰。下一个目的地，无疑是越南。

　　越南经历可以说是葛浩文的成人礼。他猛醒过来，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葛浩文讲起这个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时，借用莫言小说题目开玩笑说，留恋台湾是因为当地女人的“丰乳肥臀”留住了他。

　　这回他“学乖了”，不再吊儿郎当。一到台北，就请了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学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个老师起的名字。

　　葛浩文发现自己颇有学习语言的天分。在台北呆到退伍，没有马上回国，而是进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继续用功，直到得知父亲患了癌症，才结束在台湾的“留学”生涯。

　　回国后，他又一次面临就业困惑。有一天，遇到一个大学时的老师，问他：你会什么？他沮丧地回答：什么都不会。老师说：那你总会点什么吧。葛浩文便说：会中文算不算？这位识才的老师当即建议他读研究生，以中国研究为专业。

　　申请了25所学校，只有一家录取——旧金山州立大学。葛浩文在那里首次接触到萧军、萧红的名字。他听导师说起，东北有个“二萧”，两人的爱情故事很曲折。他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看过觉得不错。这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

　　硕士毕业，教了一年书，他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决定攻读博士。这一回，好几个学校都要他，他挑选了印第安纳大学，指导教授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在印第安纳，葛浩文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既读英译本，也读原文。

　　写博士论文时，柳无忌让他报选题。葛浩文先报了朱自清散文，柳摇头；报田汉的戏剧，也摇头；最终他想起“二萧”来，告诉柳无忌，其父柳亚子跟萧红相熟。柳无忌一听，来了兴趣，催葛浩文“赶快写”。

　　这篇完成于1974年的博士论文，成了葛浩文的成名作《萧红评传》的基础。调研期间，他遍读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萧红作品和生平资料，还两次前往日本、香港和台湾，寻访萧红故友，搜集史料。可惜当时无缘进入红色中国，无缘亲访萧红生命中的几位男主人公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是一大遗憾。

　　直到《萧红评传》接近完稿，葛浩文才第一次见到萧红的照片。他先是被萧红的作品打动，随后又为这位三十岁就去世的中国女人的生平遭际深深感动。从博士毕业至今，葛浩文和“萧红”这个名字相伴了半辈子，用他的话来说，他和萧红始终不曾“离婚”。

　　《萧红评传》1979年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次年在台湾再版，讯息反馈到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天才女作家由此重新引起国人注意。

　　1980年某天，葛浩文偶然在报上看到萧军的名字，异常兴奋。他以为萧军没能活过“文革”。当下，他给萧军写信，不清楚地址，就写“中国北京作协萧军收”。一个月后，他接到夫人电话，说有一封中国来信。电话那边传来“萧军”两字，他“差点昏倒”，马上决定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