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系列之九：中国外交新格局

　　主持人赵晖：刚才吴强博士回顾了一下欧洲气候政治的发展，以及现在的现状，以及对中国构成的一些挑战。我注意到最近我看的一些文章，说气候政治的兴起也有很强的阴谋的意味，比如有人说气候政治使欧洲重新获得道德优势和文化优势的图谋，也有人说欧洲在新能源里面具有技术优势，所以他要改变以石油为地缘政治基础的格局，其实是为了为自己的新能源基础打开市场、并铺路。到底目前中国的国际外交是怎样看待气候政治的，是需要顺应潮流，还是侧重于一个需要防范的阴谋，我不是太了解，所以想请庞中英教授给我们介绍介绍。

　　庞中英：几位专家刺激我想到这么一点。应该说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主动的开放，原来100多年以前美国人曾经让中国开放过，但是中国一直是非常抵制开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但是将近100年以后，到了70年代末，中国自己选择主动开放，让世界吃了一惊。我们都知道当时西方有很多污染的工业，他们正在受国内的压力，包括经济上成本的压力，他们都要转移，其实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非洲一些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中国一开放，他们当时当然还不确定，但是形势比较稳定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邓小平南巡局面看的很清楚了，他们就开始进来。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进来的资本，包括中国的三个领土，香港和台湾的资本也都进来了，我记得那次去台北访问，上机场的路上正好跟几个台商坐在一块，路过那个地方，从台中到台北的机场去，他们说这些地方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污染特别严重，但是现在这边树也有了，挺好的，企业全部搬到了东莞，现在东莞已经污染的很厉害了。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国际环境转移的问题，刚才宫老师讲的很对，有些东西是转移，实际上从欧洲，所以我每次到欧洲去，感觉到欧洲这么干净，其实就意味这世界上其他地方可能就很脏，果然不出所料，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种相关，不一定是正相关，有　一种系数可能在这里头。欧洲的干净可能是跟中国的肮脏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际政治要研究的问题。

　　当然这里头我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时间去建立这种数量相关的关系去收集数据，当时柏林墙没有倒塌的时候，中国和印度10几亿人口，现在20多亿人口，没有完全加入全球经济体，一部分人加入了，当30年以后都加入了以后地球生态环境就受不了了，所以当年在欧洲反对跨国公司的、反对污染的这些运动、这些组织、这些人，现在他们回过头来把矛头又对准了中国和印度。所以实际上有一个国际的环境运动、世界的环境运动，这就是世界政治，这就是全球政治，这里头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我们中国的环境问题现在是个世界问题，所以讨论中国外交，这个概念其实要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不一定是什么新格局，也不一定是什么旧格局。

　　但是关于中国是什么东西？大概这是本体的东西，本体的东西一旦动了的话就相当了不得，有可能颠覆，有可能再造。比如现在讲中国，79年时候的中国外交和89年时候的中国外交差别不大，甚至跟99年的外交也差别不大，但是到了2009年外交差别就很大了。2009年中国，比如我来以前我还在想中国外交可能面临着，不仅仅是奥巴马政府或者是德国的默克尔政府，可能面对着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面对着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机构，也可能面对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外国机构、全球机构、国际机构。所以大家学过外交的话都知道，在国内也有一个外交的问题，看现在我们中国的外交部、中国有关的外事部门在国内所面对的外交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公司、各种各样的组织，都对我们有挑战。我们过去外交主要是针对着外国的，就是政府这个层面的，现在不仅仅是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里面的全球政治极其复杂。

　　但是我同意刚才吴强讲的，我们有许多方面还很旧。这次奥巴马来了以后，我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其实都有旧思维，美国人有冷战思维，放不下，中国人也有冷战思维，也放不下好多东西。看我们现在同学最喜欢学的是国际什么什么学科，我们80年代的时候概念是我是学世界经济的，在南开大学，第一批搞国际问题的学者把它叫做世界经济，那个胸怀是很好的，邓小平当时开放叫世界。但是这个概念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快就变成了国际经济了，感到莫名其妙，世界经济好好的就变成了国际经济了，世界政治、世界问题，大家现在都叫国际关系。现在国际关系是什么关系？国际关系在英语里面跟国际政治是一回事，但是中国经历了文革大家不愿意用政治两个字，实际老师给你们讲的都是政治，外交的东西，但是愿意用关系两个字，尤其中国文化讲关系。实际我们看到的是，20世纪后期是全球化，是世界政治，是全球政治，这里头关系很复杂，行为体也很多。你们看到奥巴马上来以后任命了好多特使，其中一个特使叫霍尔布鲁克，美国的阿富汗和南亚问题的特使，这个特使不是跟卡尔扎伊政府打交道，主要工作之一是怎么想办法跟塔利班接触，就是要跟恐怖分子、跟不执政的人、不掌权的抵抗运动去打交道。这种是同学们学外交学的时候根本没有学到的，我们比较熟悉掌权的，对不掌权的这种非国家的行为体了解的很少。这里天天都在谈国家利益，但是我们讲的国家利益，北大的王缉思老师就说，国家利益在中文里，如果翻译成美国的那个还不对，所以这里头我刚才跟他们说，我们现在气候变化这个单词是问题重申的一个词汇，是从西方来的词汇，从欧洲来的，从北欧，从欧洲的效果西方势力来的。这个概念拿到中国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用它需要进行转换。

　　这里头世界政治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很复杂，我们中国30年前主动的对外开放了以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在许多方面是被别人驱动着走，我们实际上主要在后面，我们在后面而且还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简单地说，比如在欧洲，我看到许多人骑着自行车，他们自行车很贵的，一辆自行车大概1千欧元，他们开始说让自行车回来，但是看我们北京和上海的千万市民，大家都不愿意用自行车，如果骑上自行车一定是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标志。所以我们现在还处在，有人说是现代化的尖端，没有办法，但是现代化发展、增长，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样的概念，包括气候变化，通通都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1945年联合国一成立就搞一个，我们是发达国家，你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也许是你们的后天，你们跟着我们走吧，所以中国30年一直就这么追赶着，很辛苦，很累。

　　污染，有两种情况组成的，第一种情况是我们模仿，我们要开车，我们要喝瓶装水，人家现在不喝了，这就导致污染。第二种污染，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污染，这涉及到气候变化的责任问题，是别人的污染转嫁过来的，转嫁过来还落地生根了，原来在欧洲生产规模很小，比如在台湾生产规模很小，今天放到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全球工厂了，生产规模就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能源也不够了。我在国际上讲中非关系的时候，在欧洲联盟委员会开中非欧三边会议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中国领导人，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出来以后找能源，其实不是给我们中国找的，我刚才说的中国概念变了，是给跨国公司、给全球经济在中国的制造，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污染了我们自己生存的空间，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法流动的，我可以流动，宫老师可以流动，刘东国也能流动，刘柠也能流动，在座的同学你们年轻也能流动，没问题，但是中国可以说90%的人口是没有办法流动的，他们只能从河北省流到东莞，但是从东莞再流动到深圳罗湖口的话也都不容易，流动到香港也不容易，因为有一个检查。

　　因此全球化充满了被动，就是资金、资本、技术、高级人员都能流动，但是普通人口不能流动。结果中国就背负了这么沉重的负担，但是不知道现在中国外交部，我在外交部工作过几年，我认为中国的外交现代化，我们四个现代化里面没有外交现代化，外交的转型我一直在提倡，从非典2003年就提倡外交要转型，到今天我认为奥巴马来华访问这次联合声明是外交转型的标志，但是外交转型英文来说叫做没有完成的事业，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没有转型，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深刻认识到全球化对你的挑战，你还觉得你自己是全球化的赢家，而且有人还认为我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但是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种全球化没有办法持续，可持续性很差，还有人谈到未来20年是战略机遇期，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也许是20年战略机遇期，100年也可能。北京市现在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将来是3亿人口，

　　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登的。这次中美联合声明，似乎中国外交部或者这些管国家外交的、官方外交的人刚刚找到了感觉，而这个要归功于最近6年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转变经济增方式”，尤其是全球化走了30年以后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是一个复数，叫多重的危机、重重的危机。大家看到这30年不光是我中国的30年，是世界的30年，70年代末刚刚提到石油危机的时候74年，这是关键的年份，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这么回事，里根和撒切尔上来了，正好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8月份在北大讲，中国的30年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30年惊人的吻合，所以中国的30年是小30年，用邓小平讲话来说前面的30年是国际的大气候，后面的30年是中国的小气候，但是这个小气候实际上是服从于大气候的。所以环境政治仍然是全球的环境政治，全球政治推动着中国的环境政治，我觉得没有阴谋，我觉得是阳谋，不管是什么谋，至少不得不承认这是共同的有区别的责任或者有区别的共同的责任。现在胡主席不得不说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跟当年开里约首脑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的时候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中国无论做什么事情不用承担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还不够那个份，就是这样。

　　世界政治态势复杂，希望同学们多用世界，我经常说胡主席当时用的一个“和谐世界”，用了世界两个字，终于世界回来了，我是80年代大学生，终于看到了世界两个字回来了。如果当时胡主席用了“和谐国际”就有点可怕了，可怕在哪里呢？比如去年发生金融危机了，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看到国内不断的用“国际金融危机”这个术语我就觉得有点不准确，因为这不是国际金融危机，可能用美国国际金融危机更好一点，因为当时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众口一词，这是亚洲的金融危机绝对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今天美国人回避了“美国”两个字，他们说的相对妥协一点叫全球，因为全球最大的就是美国。但是到了我们这里话语就变成了“国际”两个字，国际是什么意思？包不包括中国？大概就是不包括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没有新的味道，没有转型。

　　宫少朋：我们所在的酒店也叫国际酒店。

　　庞中英：我们对“国际”两个字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