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系列之九：中国外交新格局

　　主持人赵晖：庞老师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还没有机会消化，等会儿提问的时候可以深入。我注意到一点，庞老师提到1979年、1989年、1999年这个时候外交有相似之处，认为2009年我们的外交不仅是国与国、政府与政府，而是在非政府组织、媒体等等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外交内容更丰富了。确实也是，我们看到现在不仅绿色和平，很多国际组织在中国也都有办公处，而且通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整个信息流、媒体的传播也是对整个国际行为构成越来越大的约束。我想请刘东国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绿色和平组织也好、绿党政治或者环境政治他们在那样一个与中国不太一样的社会环境包括媒体环境当中，他们怎样成长起来的？以及现在是如何在国际环境政治更广义的外交领域中发生作用的？

　　刘东国：大家知道绿党是在全球环境合作和全球环境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我们现在环境问题在国际问题当中地位提升到现在这么一个热点的高度，跟绿党在政治上的推动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最初大家知道环境问题是很低层次的问题，属于一个技术层面的，也就是一个生产工艺当中要设计环境保护的流程，完全是技术层面的。在1972年召开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时候，好多国家对环境政治的概念还是不理解呢，联合国要求中国去参加，中国当时同意参加，但是理解错了，一开始派的代表，想环境问题是跟工程师有关系的，派了一帮工程师去做代表，名单报到联合国，联合国给打回来了，说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工程技术的问题，你们重新派人，又重新组织，第二份名单可能就是跟健康有关系，又派了大部分是以医生为主体，报过来又被打回来了，说这个也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健康问题，这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和政治问题，最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这回咱们得重视起来，别再出笑话了，把当时国家的计委计划经济部门都派去了，所以当时人们环保的概念层次是很低的。

　　这个概念的提升首先是在欧洲，在欧洲一开始是环保运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还有很多科学界的启蒙，包括罗马俱乐部发行的《增长的极限》，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启蒙，在欧洲兴起了一个广泛的环保运动，这个环保运动后来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间运动，完全走非政府的道路，组织抗议，像绿色和平组织，还有其他的网络组织，不主张参加政治，因为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要是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合作，可能我们就被褪色了，就被他们同化了，所以不主张走政党的道路。另一部分人主张还是，要改造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治体制，首先要融入参加进来，这样很多国家成立了政党。所以先是进入议会，欧盟的几个国家，当时欧共体的几个国家陆续的都进入了议会，然后进行了大量的环境立法。到了90年代中期，1995年以后，先后有5个国家的绿党，比利时、意大利、芬兰、法国、德国这几个国家的绿党先后进入政府，跟左派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合作组成了联合政府。他是把绿党的议题纳入到了立法范围，因为上台执政了，而且在跟主流政党合作过程当中在议会中占了多数，这样大力的推进了环境立法，80年代、90年代欧盟国家大量的环境立法就开始了。

　　这些以欧洲为核心的国家把绿色政党纳入进来以后，又有一个外溢的效应，把这些议题又带到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再提升环境国际合作的级别，联合国又通过他的行动把这些议题传播给其他国家，工业国家也保证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环境进程整个都是跟欧洲、跟联合国的行动议程是分不开的。这里头背后是有绿党的影响，一个是绿党在体制内，从政党政治这个角度来推动，还有一个是环境非政府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体制外发生了作用。像绿色和平组织活动能力也很强，他要盯上哪个国家或者盯上哪个企业，这个企业往往就很倒霉，最后可能就要屈服。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一开始盯上了法国在太平洋岛的核试验，抗议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彩虹勇士号的船被法国特工给沉没了，进一步抗议，对法国国家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最后法国迫于压力最后没有办法就停止了太平洋岛的核试验。

　　在欧洲跟壳牌石油公司报废的钻井石油平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一开始壳牌公司想把报废的平台直接一炸沉到海底就完了，绿色和平组织说不行，你这样污染海洋环境，你省钱了，但是海洋污染了，所以让它把它拆回到陆地上做别的用，但是这个很费钱，一个钻井坑下来几千万美元，企业不干，英国政府跟企业也合作的很好，好像决定沉到海里去了。但是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媒体，全欧洲范围的人来参与，最后搞了一个抵制运动，壳牌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全都关门歇业了，没人跑到壳牌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加油去了，他就扛不住了，最后不得不投降了，按照绿色和平组织的计划把那个东西拆回去重新弄成别的用，所以从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我们外交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在国际上对来自美国、欧盟、日本对中国环境合作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批评中国。面对这些压力中国应该怎么办？一个是在在外交上要积极应对，能够承担的责任我们还是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去承担，刚刚庞中英老师说不要老是抱定阴谋论的思维排斥它，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GDP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美国是第一大，08年是按照购买力评价法美国是14万多亿美元，中国是7.9万亿美元，美国第一、中国第二，如果按照实物生产量来说，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因为环境污染不取决于你创造了多少GDP，而取决于你生产了多少东西，你生产一辆汽车就必须得用这么多的煤，从生产量来说，我们的生产量超过了美国，我们面临的环境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责任也是很大的。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阴谋也好、阳谋也好，现实摆在这儿了，如果我们不参加确实存在问题。

　　如果我们参加怎么办？在可能的范围我觉得应当多承担一些责任，承担责任同时也需要我们在外交上、国际政治体制方面有一些新的调整。环境问题首先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整个欧盟环境政治提升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些政治力量推动，中国现在主要是靠政府来推动，现在中国已经在世界上采取了很多新的举措，比如说科学发展观口号的提出，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个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除了政府之外我们还应当发挥一些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或者民间的参与，多角度来推动这个问题。光靠政府有的时候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政府既要考虑环保，又要考虑经济发展，还要考虑就业等等，只有多种组织参与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效果。

　　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体制问题，首先是环境非政府组织，我们国家总体的数量和人均的数量明显的比西方国家要少，这个就可能限制了活动的能力，单个个人想要表达什么意愿，现在主要靠媒体，哪个地方发生污染了或者哪个地方侵权了主要向媒体，媒体也有很大的压力，报道好了可能好一点，报道不好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各种压力，也要三思而行。所以我们在外交调整的同时也要发育自己民间的力量，这是一个能力的培养，完全靠政府，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有的时候存在利益关系，甚至出现过什么状况呢？地方环境执法是环保局，而环保局跟污染企业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环境治理的措施之一是由环保局向企业征收排污费，这样的话，容易形成环保局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污染企业越多，污染费征收的就越多。至于征收来的钱是否用于环境治理，那就是另一一回事了。至少我国每年都审计出有相当一部分征收来的排污费没有用于环境治理，而是被挪用干了其他事情，如盖办公楼，养活大量超编人员。所以政府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光靠政府恐怕不行。在我国，目前也不适合于像西方国家那样搞多党制，所以也就不能像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绿党来推动环境政治。这样就应该多发挥民间组织、个体的参与，尤其个体的参与也很重要。现在在座的都是青年学生，未来走向工作岗位，我们这一代的态度实际上对国家的环境责任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中国和韩国大学生关于环保责任承担的辩论赛，形成明显的差异，韩国的好多学生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我应该怎么做，都是从自己身边的小事，我怎么节水，我怎么使用能源，都是从这个方面小事来做，但是中国的学生说起来都是大套套，加强宣传、加强政府管理，把这个责任都推到社会上去了，很少有人说自己应该怎么样，实际上我们自己很多的责任。我上学的时候看过什么样的学生？夏天买了一个西瓜放到水龙头下，放到一个桶里头就拿一个水管冲，我们看到浪费就关了，过来以后第二天再洗脸的时候西瓜还在那，又开开了，首先节水的意识就不行。再一个，我们现在都崇拜小汽车，小汽车当然开起来很风光，可能有的地方提供一些方便，有的地方不一定方便，因为现在跟我对门的开汽车上班，我坐地铁上班，实际我俩同时到，也不一定方便，但是年轻的愿意开汽车，中国这么多人都开起汽车来怎么办，交通就堵了。

　　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潮流，当然也有绿党的功劳，通过绿党的政治运作，实际环境意识已经是普遍化了，现在最新的丹麦，丹麦的哥本哈根市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回归自行车，在2025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排放有好几个措施，一个是要改造能源，所有的煤、天然气、石油全不要了，主要是风力，风力发电，还有一些其他的核能或者太阳能，但是另一个领域就是交通，要大力发展自行车。现在城市里头好多提供免费的自行车，从这一点到另一点，不用自己买自行车，就拿上20欧元存上拿一个钥匙，到哪去把自行车一放20欧元又取回来了，很方便，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将来都要改成自行车。到了比较远的自行车骑不了的就公交、铁路，公交也是要实行电动公交，不要汽油和天然气，用新能源，用风能、太阳能来充电的这种汽车，这个就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

　　中国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跟欧洲缺少这一环，我们不可能说搞一个绿党来推动，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自己可以努力的地方，至少在非政府组织这方面我们国家还可以放开一些，有的地方可以引导。举一个例子，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国家实际上现在也在利用它，既限制又利用。所谓的限制，就是它目前没有在中国大陆登记为一个分支机构，而只是在香港登记了一个分支机构。但香港的绿色和平组织关注的领域主要是在大陆，对中国很多的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监督作用。比如说它曾长期盯住金光纸业集团的环境行为，纠正了它的某些对环境有害的经营行为。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认。当然中国现在对抗议性不是很明显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的。像世界野生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做了大量的工作。